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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高级将领排名,国民党成立时间

2017-02-21 来源:独家整理 作者:aomicom 移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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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党派,尤其是在近现代抗争史上,由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为中国的抗日事业也是奉献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并且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是最大的一个军事党派,很多国名党高级将领都是专业的军事专家,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排名你清楚嘛?他们都具有非常高超的军事才能,不过排在第一名的却是蒋介石,虽然说排名存在问题,但是毕竟蒋介石是当时的国名党最高将领,本文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国名党高级将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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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高级将领排名

一、国民党高级将领排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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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人物:蒋介石(1887年出生),国民政府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北伐和抗日的领导者,为特级上将。

二号人物:李宗仁(1891年出生),桂系军阀首领,号称国军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为一级上将。

三号人物:冯玉祥(1882年出生),西北军阀首领,著名的倒戈将军,最早加入国民党的北洋军阀,为一级上将。

四号人物:阎锡山(1883年出生),阎锡山早在武昌起义时已经是晋绥军首领,在此时地位非常高,为一级上将。

五号人物:张学良(1901年出生),东北军阀首领,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易帜的军阀,为一级上将。

六号人物:何应钦(1890年出生),中央军二号人物,蒋介石的大管家,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为一级上将。

七号人物:唐生智(1889年出生),新湘系军阀首领,为一级上将。

八号人物:陈济棠(1890年出生),粤系军阀首领,为一级上将。

九号人物:朱培德(1888年出生),在抗战初期因病早世,为一级上将。

十号人物:陈绍宽(1890年出生),抗战期间,担任海军总司令,为一级上将。

十一号人物:程潜(1882年出生),老湘系军阀首领,为一级上将。

十二号人物:白崇禧(1893年出生),桂系军阀二号人物,抗战胜利后升任为一级上将。

十三号人物:刘湘(1888年出生),四川军阀首领,在抗日不久就去世了。

十四号人物:龙云(1884年出生),滇系军阀首领,在北伐期间易帜。

十五号人物:刘文辉(1895年出生),四川军阀二号人物,在川军中其地位仅次于刘湘。

十六号人物:陈调元(1886年出生),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十七号人物:陈诚(1898年出生),黄埔系重要将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在台湾实行不流血土改被誉为土改之父。

十八号人物:刘镇华(1883年出生),老陕西军阀重要将领。

十九号人物:顾祝同(1893年出生),黄埔系重要将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

二十号人物:盛世才(1895年出生),新疆军阀首领。

二十一号人物:朱绍良(1891年出生),中央军总司令。

二十二号人物:何成浚(1882年出生),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

二十三号人物:何键(1887年出生),新湘系军阀重要将领。

二十四号人物:韩复渠(1890年出生),山东军阀首领,原冯玉祥部将,后因不抗日导致济南沦陷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二十五号人物:傅作义(1895年出生),晋系军阀将领,阎锡山部将。

二十六号人物:于学忠(1890年出生),东北军阀二号人物,张学良部将。

二十七号人物:李烈钧(1882年出生),他曾担任讨袁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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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号人物:万福麟(1880年出生),东北军高级将领。

二十九号人物:杨虎城(1893年出生),西北军阀冯玉祥部将,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二级上将。

三十号人物:徐源泉(1886年出生),抗日期间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6集团军总司令。

三十一号人物:蒋鼎文(1895年出生),蒋鼎文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抗日期间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三十二号人物:商震(1888年出生),阎锡山部将,第20集团军总司令,国军二级上将。

三十三号人物:卫立煌(1897年出生),抗日时期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

三十四号人物:宋哲元(1885年出生),西北军阀将领,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期间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三十五号人物:刘峙(1892年出生),黄埔系重要将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抗日时期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三十六号人物:徐永昌(1887年出生),晋绥军将领,阎锡山部将,抗日时期军事委员会四巨头。

三十七号人物:马鸿逵(1892年出生),西北军阀,冯玉祥部将,抗日期间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

三十八号人物:杨爱源(1886年出生),晋绥军将领,阎锡山部将,抗日期间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三十九号人物:张治中(1890年出生),黄埔系中央军重要将领,抗日期间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四十号人物:周至柔(1899年出生),国民政府空军一号人物,后任空军总司令。

四十一号人物:余汉谋(1896年出生),粤系军阀将领,抗战期间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

四十二号人物:张发奎(1896年出生),粤系军阀重要将领。

四十三号人物:刘建绪(1890年出生),老湘系军阀将领,抗战期间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

四十四号人物:潘文华(1886年出生),四川军阀将领,国军二级上将,抗日时期任第三战区第28集团军总司令。

四十五号人物:唐式遵(1883年出生),四川军阀将领,国军二级上将,抗日时期任第三战区第23集团军总司令。

四十六号人物:鹿钟麟(1884年出生),西北军阀将领,冯玉祥部将,抗日期间任第三战区总参谋长。

四十七号人物:邓锡侯(1889年出生),四川军阀将领,抗战期间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

四十八号人物:熊式辉(1893年出生),江西省主席,曾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中将加上将军衔。

四十九号人物:陈仪(1883年出生),第29集团军总司令。

五十号人物:杨森(1884年出生),四川军阀将领,国军二级上将,抗日时期任第五战区第27集团军总司令。

五十一号人物:卢汉(1895年出生),滇系军阀将领,龙云部将。

五十二号人物:李品仙(1890年出生),桂系军阀将领,原唐生智部将,抗日时期第五战区第11集团军总司令。

五十三号人物:薛岳(1896年出生),蒋介石中央军将领,抗日中贡献最大的将领,抗日时期第三战区第19集团军总司令。

五十四号人物:廖磊(1891年出生),桂系军阀李宗仁部将,抗日初期担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在抗日不久就去世了。

二、国民党成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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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Kuomintang of China,缩写KMT;亦可直译作“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是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一个中国政党。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亦是中华民国与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之一。

其前身最早为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的兴中会,而后依次被改组为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经孙中山改组后改为现名。中国国民党从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统一全国起,至1948年改组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国共内战中失利,从中国大陆撤守至台湾岛。现为中国台湾地区政党。

三、国名党高级将领被毛泽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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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评冯玉祥:“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和平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毛泽东不惧风险、毅然飞渝的举动,冯玉祥非常佩服地说:“毛泽东到重庆,说明了他胸襟坦白,一片至诚。”

冯玉祥当时虽然身为国民政府的要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与共产党接近这一点上相当不满意,所以,他本人不便亲往迎接,就派他的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友谊与热诚欢迎,冯将军决定为毛泽东接风洗尘,邀请来家便宴。

他吩咐上寺康庄办事处的人员,写好请帖派人送往桂园毛泽东住所。并命自己在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厨师老张到办事处来亲自做菜。又对副官说:“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考虑到毛泽东是湖南人,临了又专门交待:“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2、毛泽东评陈明仁:“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

1947年6月的四平之战,在国民党方面被称为四平保卫战,而在解放军方面则被称为是四平攻坚战。这是陈明仁的巅峰之战。以至于两年之后,毛泽东请长沙起义的陈明仁在自己家中做客,鼓励他继续带兵,并幽默地说:“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哟!”陈明仁自感四平之战罪孽深重,连称不敢。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军衔的将领中,竟有159名原国民党军官,其中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被授予上将,依然执掌兵权,这种信任也为历史上少有。这也许证明了共产党“革命不分早晚”的许诺。毛泽东亲邀程潜和陈明仁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大会及开国大典。

9月7日,当程、陈二人抵京时,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毛泽东派聂荣臻在车站迎接,并陪送到“六国饭店”下榻,朱老总率众多解放军将领出席迎接宴,毛泽东亲自在门口迎接他们。9月19日,在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邀代表游天坛祈年殿,特地从人群中召唤出陈明仁,亲切地叫着陈明仁的字:“子良,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3、毛泽东评卫立煌:“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毛泽东与卫立煌第一次见面是在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以后的1938年。当时,卫立煌刚刚指挥完中条山对日作战行动,被阻隔于敌后,顺便取道延安见到毛泽东的。在延安,这位被朱德称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受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使他感受到了延安人民和毛泽东的真诚,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

蒋介石兵败大陆后,卫立煌蛰居香港,拒绝去台。后来,终于在适当时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毛泽东赞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逃出南京,开始隐居香港。

4、毛泽东评张辉瓒:“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

1931年春,毛泽东在宁都黄陂村挥笔写下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作词《渔家傲·反第一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边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毛主席《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的广为传诵,使张辉瓒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字。有学者认为,这首《渔家傲》中,“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太过直白,简直就是以口语入词,为作词家所讳。但也许正是因为直白,才容易被文化水平不高的根据地群众所传唱。另外,它也反映了毛泽东打了胜仗以后,写作此词时的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心情。

5、毛泽东评李宗仁:“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会见李宗仁的特使刘仲容时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名气很大啊!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

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毛泽东所说的“闹独立”,是指李宗仁领导的广西政府虽然从名义听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但实际上一直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的军令、政令大多数情况下在广西根本行不通。

四、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1、白崇禧:台湾回教的“大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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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字健生,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回族家庭.与桂系头号人物李宗仁同乡,关系极为密切,关键时刻总是鼎力相助。白崇禧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加入桂军,渐渐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干。1927年,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北伐战争中,白崇禧指挥了著名的汀泗桥战役,成为北伐名将

抗战时,白崇禧参与指挥了武汉保卫战。据李宗仁之秘书程思远回忆,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抗战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介石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白崇禧非黄埔系将领,处处与蒋介石离心离德。

他数次支持李宗仁反蒋,最露骨的一次是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前夕,淮海战役国共两军打得难解难分之时,白崇禧正驻防华中,坐镇武汉,掌控着三四十万能战之兵,被李宗仁誉为“华中擎天一柱”,却不肯在战争的天平上朝国民党军一方增加砝码。

但李仁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李仁宗回忆录》里专门对此作了澄清:“当时还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误传。说徐州危急时,白崇禧拒绝派兵援救。其实在宿县以南全军覆没的黄维兵团(共十个师),便是自崇禧从华中调去的。总之,自崇禧不幸因为他以往曾和蒋先生合不来,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责任都加到白氏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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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分子更仰承谕旨,推波助澜,推卸失败责任,嫁祸于人。于是什么拒命、逼宫一类的谰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诛。”1950年1月16日,白崇禧受蒋介石的委托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发电报,转告蒋介石对他进退的建议:要么马上返台仍代总统,要么辞去代总统由蒋介石复职。

去台湾之后,白崇禧这位戎马一生的军人大权旁落,行动处处受到监视。他只能以“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身份,一心一意从事回教文化交流活动,成为台湾回族教民的大家长,把大陆的回民文化带到了台湾。1960年,台北清真寺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举行落成典礼,成为了台湾回民及旅居台北的中东人士的精神文化中心。

然而,坊间却有传言,说“白意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过。1966年12月2日,身体一向强健的白崇禧突然死在卧室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紫,睡衣和床单被撕得稀烂。床头还有半杯没有喝完的酒。是死于急病,还是被人暗害,至今仍是一个谜。

对于白崇禧去台,他的儿子、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有一番说法:“他(指白崇禧)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也有很多机会去香港去海外生活,但是最后他的选择就是要向历史交代。到了台湾,蒋介石对他不满,那是他们的事情,他只做了自己能决定的事情。体味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一种悲壮。”

2、胡宗南:台湾最小的“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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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字寿山,浙江孝丰人,黄埔一期生。曾是手握重兵的“西北王”,到台后先任“大陈防卫司令”,后任“澎湖防卫司令”,是弹丸之地的司令官。去台之前,痛失三军的胡宗南对他的校长蒋介石多有埋怨。1949年8月11日,时任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秘密飞往汉中与胡宗南会晤。

他俩是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商定率部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缅边界,凭借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继续抵抗。万不得已时便退到缅甸去。当时胡宗南集团有几十万人,宋希濂集团有十多万人,占了国民党在大陆剩余军队的一大半。抗战时期,宋希濂曾率第11集团军远征印缅,在滇缅边境打了四年仗,对那里的地形、民情、物产十分熟悉。

两人认为,从军事的角度看,此时最好的选项是:第一步,控制西康和川西,作为逐步向滇缅地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等解放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西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线,“凭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阻止解放军的进攻”,然后再视情况退到滇缅泰边境和缅甸境内,与解放军周旋。

8月中旬,蒋介石率陈立夫、蒋经国、黄少谷、俞济时等党国大员从台湾飞到重庆,进行军事部署,力图挽救西南这半壁江山。一天下午,胡宗南和宋希濂一同驱车到官邸去看望蒋介石,同时面呈两人商定的计划。不料,蒋介石一听此计划就断然拒绝:“不行的,这个绝对不行的!你们这不是把四川、把西南半壁江山拱手送给了毛泽东吗?!”

“不是拱手相送,实在是从军事上考量,四川不比台湾,也不比海南和舟山,共军可以四面将我们包围起来,我们不能不考虑呀!”“不,不行!绝对不行!你们只晓得军事,不懂政治!”蒋介石坚决地摆手,末了又说:“你们只要坚持六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北平、金陵、上海,又是我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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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胡宗南逐渐退入四川,此时他手中还有包括国民党的精锐之师第一军在内约30万人马。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退守西昌、云南,还是被他的校长拒绝了。此时,溃败川东的宋希濂手里只剩下一万人马,他终于作出决定,下令关闭所有电台,停止与国民党国防部联络,然后分兵数路向滇缅方向退却。

结果为时已晚,他率部逃窜至峨边刚渡过大渡河,就在1949年12月19日被生俘。1949年12月20日,解放军二野的先头部队沿成渝公路已逼近简阳、仁寿附近,岷江两岸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新津河对岸,与胡宗南的第五兵团隔河炮战;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已解放绵阳,挥戈南下。

胡宗南感到成都危在旦夕,决定将长官部撤到西昌。12月21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以上高级军官会议,布置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和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向重庆佯攻,然后折向南突围,再折向贵州毕节,最后向云南边境前进,以掩护胡宗南集团主力向西康的突围行动。

会后约定次日中午电话联系,胡宗南却将指挥权交给第五兵团的李文,于23日早上10时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报告气候不好,便改飞海南岛,在三亚机场降落。胡宗南飞海南岛,未经蒋介石同意。蒋得知后立即派顾祝同去查办。

顾碍于情面,从中周旋,要胡宗南即飞西昌,收容川西突围出来的部队。胡宗南无奈,只好于12月28日,又率亲信飞回西昌。回到西昌,胡宗南得知李文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兵投降共军,心情非常不好,抑郁症的老毛病又犯了。

他把自己关在邛海新村的房间里,点上红蜡烛,绕室徘徊,时而抱头痛哭,时而痛心疾首:“完啦!我的40万人马,三个兵团全完啦!”时而面壁狂喊:“校长,你害得我好苦哇!部队让你整光,还硬要我飞回西昌干什么?这西昌是兵家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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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西昌苟延到1950年3月26日,人民解放军突然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以送秘书长赵文龙去台北汇报军情为名,在机场悄悄将西昌的6万残兵败将交给参谋长罗列指挥,自己乘飞机逃到台湾。1951年3月,胡宗南被台湾当局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

想起自己当年身为西北王,拥兵40万众,在西北地区威风八面,而今龟缩在几个小岛上,领兵不足1万人,上任时还有什么脸面?于是他化名秦东昌(意思是当年曾在秦地为西北王,今日我会东山再起),前往大陈岛赴任。1955年8月,蒋介石忽然召见已近60岁的胡宗南,要他去澎湖列岛任防守司令。

据说,胡宗南在澎湖期间,有一次“国防部参谋总长”彭孟缉坐飞机到澎湖视察,飞机停稳后,彭正要下飞机,随行人员报告说澎湖防卫总司令胡宗南亲临机场迎候。彭孟缉是胡宗南的学弟,一听此话,已经踏出机门的脚又缩了回去。他叫随从人员劝胡宗南回去,说胡上将回去了,他才敢下飞机。

但胡宗南说自己是以澎湖防卫司令长官的身份迎接“国防部”参谋总长,不必客气谦让。胡宗南一直等在飞机下,彭没有办法,下去后流着泪拥抱胡宗南,感激他的豁达超然。1956年后,胡宗南退休,成天以毛笔字和读报打发日子。

1962年,66岁的胡宗南因心脏不太正常被送进荣民医院。蒋介石亲临医院探视,病危中的胡宗南感激涕零。3月13日,胡宗南心脏停止跳动。病故后被追授为陆军一级上将。

3、陈诚:台湾最忙碌的“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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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947年2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抗战胜利后,陈诚从1947年8月起兼任东北行辕主任。1948年4月,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盛传陈诚要赴美治病。在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时,东北代表直起喉咙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

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还有代表说:“中央剿匪采用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

白崇禧听到有人痛骂他的政敌,一个人私下里窃笑。当时陈诚正在上海准备出国,听到这些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赶快搬进了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为名躲藏起来。这是陈诚在军政仕途上最暗淡的一段日子。

陈诚1948年5月被免去东北行辕主任,10月就被派到台湾。在蒋介石心目中,他仍然是民国第一能臣。1949年1月,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败局已定,蒋介石在宣布自己下野前,任命早已到台的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取代已经得罪了台湾民众的陈仪,为国民党败退做好了准备。

陈诚一边镇压“反宪法、反政府、反美国”的学运,一边以40万两黄金作为储备,进行台湾的“币制改革”。与此同时,他还得收拾残局,安顿败兵。从大陆退到台湾的每一艘运兵船,无论在基隆港,还是高雄港,都会听到岸上大喇叭大声呼喊:“来台的军人们,请将随身携带的枪支武器交给上船的宪兵,然后依次下船接受安排。”

港口布满荷枪实弹的宪兵,登陆上岸的退台老兵必须先缴械,他们心里很不舒服,可也奈何不得。陈诚对这些老兵实行集中管训,一共撤销了十几个兵团司令部,三十余个军部,并裁了七个军事单位。当时台湾交通混乱,不时发生军车撞死平民的事件,陈诚以台湾警备总司令的名义下令:凡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压死人者,就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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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民党200余万军政溃败人员退到台湾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从1949年4月起,陈诚就开始在台湾实行一系列土改实验,但“三七减租”、“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政策,直到1953年才大规模贯彻,此举让佃农们普遍获得了土地。

而地主们则惴惴不安地用换来的实业股票,慢慢开始适应工商股东的新角色。1954年,陈诚被蒋介石提名“副总统”后,春风得意,满面笑容。在记者会上,他在自己的桌前放了一张白纸,上面写道“追随总统,善尽职守”,算是他的“竞选口号”,以此回报蒋的恩宠,因为蒋介石曾经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陈诚于1961年底代蒋访美,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副总统詹森会面,可谓风光无限,达到他个人事业的顶峰。由于陈诚在台声望日隆,已成为太子蒋经国继承大统的最大障碍,蒋氏父子对他深感棘手。然而,老天做了选择,1965年,陈诚积劳成疾,因肝病在台北荣军医院去世,享年68岁。

台北市殡仪馆内花圈、挽联无数,最突出是蒋介石的挽联:“辞修同志千古。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蒋介石的挽联可谓具实而写,有感而发。不过“光复”大陆之举却素为陈诚反对。

他是做实际工作的,他非常清楚,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无论财力物力还是人力,都根本无力担当起这一“重任”。所谓“最后奋斗关头”,其实根本没有一点可能。太平洋那边的冷战盟主美国惊闻陈诚去世,派出副总统尼克松到台湾出席丧礼。

历史总是给人意外,这位陈诚的老朋友尼克松,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曾两度访台,几年后却成为打破中美坚冰,踏上中国大陆的首位美国总统。时至今日,台湾农民对陈诚尚心存一份感激之情,称呼他为“陈诚伯伯”。

4、何应钦:活得悠然的“证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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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何应钦到台后,虽说老蒋没有对他采用杯酒释兵权方式,却只给了“总统府战略顾问”等空衔,让其退出了权力圈。不过,何应钦也乐得其闲,除了借一些在日本的老关系,从事点台湾对日交流活动外,日子过得悠闲自在。何应钦,字敬之,生于1890年,贵州兴义人。

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4年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自此,跟随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军界元老。何应钦在台湾常主持一些与国民党军政历史相关的纪念活动,如1954年的中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30周年校庆、1955年的棉湖战役30周年纪念会等等。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何应钦为第一团团长,陈诚、胡宗南、桂永清、杜聿明、黄维等后来的国军高级将领,当时都是他的下级军官,有的甚至是普通士兵。1925年黄埔军东征,在棉湖战役中,何应钦率部击溃数倍于己的陈炯明部队,黄埔学生军一战成名,何应钦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黄埔教导团也成为国民党中央军的前身。何应钦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是作为中国陆军总司令在南京主持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仪式。他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有师生之缘。不过作为战败者,冈村宁次只得面色羞愧双手颤抖地在自己学生面前签署了投降书。

晚年的何应钦特别喜欢打猎、摄影,不时也栽花养草。由于他名气大,说话幽默,风度儒雅,又经常被请去为新人证婚,着正装结领花出席人家婚宴,打打桥牌。

1977年,何应钦与夫人王文湘60周年“钻石婚”纪念仪式在台北举行,在亲友晚辈的祝福和掌声中,两人同切一块六层大蛋糕,还交换了新的结婚戒指。王文湘为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妹妹,夫妇俩一辈子相亲相爱,何应钦常在军务之余代为操持家务,在南京高层圈子内有“中国第一好丈夫”的佳誉。

1984年,何应钦95岁生日,虽说夫人早走了一步,但还是有众多旧日门生帮他暖寿。何应钦在儿媳妇的搀扶下,别出心裁地举起军用指挥刀切开蛋糕让大家分享。台湾当局还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丛书12册。台湾军方也为他冠上“黄埔老师”的尊荣。算是风光一生,晚年安度了。

五、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三名中共秘密党员

1、谢和赓:红色秘书的特别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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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赓,1912年生,广西桂林人。他是一位更具传奇性的人物,当过许多人的秘书———冯玉祥的秘书、吉鸿昌的秘书、李宗仁的秘书、白崇禧的秘书,甚至是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的秘书,以及国民党中央军委的秘书,等等。说到他的卧底经历,还要提到他的二哥谢铁民。谢铁民是广西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是广西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在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共”时英勇就义了。哥哥的影响和遭遇让谢和赓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奉命打入桂系势力上层

谢和赓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1932年底,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难,他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翌年3月,他经冯玉祥部队中的中共人士宣侠父的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中,谢和赓是一个三等兵。由于表现出众,他被吉鸿昌委任为上尉秘书兼司令部教导队教员,还先后担任过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

察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党组织派谢和赓潜回广西,打入桂系势力的上层,宣侠父也随同谢和赓去对桂系上层进行统战工作。行动之前,中共北方局向谢和赓交代了工作原则:一、站稳脚跟,调查和研究桂系上层的军政情况;二、设法争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三、秘密开展发动全国抗日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四、每月或两个月写信给天津吉鸿昌(其时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饭店经理,随便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不用真名,作为与组织的联系方式。

当时谢和赓的代号是“八一”,他只与宣侠父保持单线联系,直接受周恩来和李克农的领导。在南下前,谢和赓手持吉鸿昌的信函,上泰山拜见了冯玉祥,冯玉祥也为谢和赓写了一封介绍信。冯玉祥还答应给李济深写信,请李济深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荐谢和赓和宣侠父。此前桂系在崛起和反蒋的过程中曾得到过冯、李的支持和帮助,于是看了他们的介绍信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便对谢、宣有了一定的信任,决定留用二人。

1934年冬,谢和赓被派任广西省工商局研究员及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不久,他起草了一些计划和章程,其内容基本迎合了当时桂系标榜“自治、自卫、自给”的所谓“三自”政策,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嘉许。随即,谢和赓被授予一枚第五路军总部的特别出入证章,凭此无须经岗哨通报,便可随意出入李、白的住处。

谢和赓感到时机已成熟,遂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荐同来的宣侠父,称其此前在黄埔军校以文武双全著称,又擅于做联络工作。于是,宣侠父被委任为广西绥靖公署上校咨议。谢和赓和宣侠父在桂系站稳之后,常常在工作之余去邕江江畔的临江花园秘密接头,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量应对之策,并向中共党组织汇报有关情报。

(2)建议白崇禧接受蒋介石“共商抗日大计”的邀请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电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当时鉴于桂系与蒋介石嫡系的历史恩怨,以及对形势的判断,李宗仁等反对白崇禧应邀前往,白崇禧举棋不定。谢和赓则感到时不我待,连夜写信报呈白崇禧,直言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只会加快,绝不会改变,且国共矛盾将降为次要矛盾,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

逢此全国抗战的局面,抗日救亡必将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主题,此时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一意孤行,与全民抗日的大局背道而驰。他建议白崇禧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成见,顺应民心,迅速赴京,如此才能实现全面抗战,而桂系也如此才能打出广西,并提高在全国民众中的声望。

白崇禧读信,深觉其言之有理,遂决定如约飞赴南京,并要求谢和赓一同前往。中日大战在即,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谢和赓则被白崇禧任命为其身边的中校机要秘书,职责系处理日常文件和函电。不久,白崇禧又推荐他就任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其职责为在秘书长张群手下进行国防会议记录和办理相关事务。

是年10月,战局愈加险恶,日军业已开始向南京迂回靠近。谢和赓根据敌我综合情况,总结抗战以来的正反经验,写成一份建议书———《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要》。建议书写就后随即通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李克农将文章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时报呈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大加赞赏,并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后来流传为抗战名言的“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原文地址:http://www.yi2.net/article/201702/13595.html

李宗仁得知后也赞不绝口。不久,谢和赓又被破格提升为上校。11月,淞沪会战国民党军失利,上海沦陷,随即日军急攻南京。就在南京沦陷之前,谢和赓随指挥部开赴战时临时首都武汉。在武汉时,白崇禧又让谢和赓写了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为此,谢和赓找到了李克农,请求党组织提供相关的材料,随后谢埋头研究和起草,写成后又经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随即认真审阅,并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是以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口吻,避免了在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方面与中共过于相似。不久,根据这篇谢和赓起草、周恩来修改的讲演稿,白崇禧向其部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了训话,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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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桂林和美国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谢和赓随第五战区司令部撤往广西桂林,随即李克农也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此时,由洪深、金山率领的上海抗战演剧二队也来到桂系所辖的第五战区宣传,而此前该队在南京时,谢和赓曾奉命探望,他对演剧二队的人员已非常熟识,特别是对队中的女主角王莹,更是别具情怀。

王莹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剧坛、影坛、文坛的三栖明星兼作家,15岁时加入共产党,又曾在上海艺术学院、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等校读书,还远去日本留过学,因主演了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赛金花》而闻名上海滩。此时,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邀请该队来桂林演出,还打算由广西省政府资助他们赴南洋演出,通过向华侨宣传抗战,募集抗日资金和物资。

演剧二队来到桂林后,更名为“中国救亡剧团”,他们的演出,深受广西各界好评,而谢和赓更加成为追星一族,此时他对王莹的情感终于释放而出了。谢和赓曾与白崇禧夫人马佩璋的表妹杜荣结婚,但两人没有感情基础,所谓志不同道不合,结婚不及一年,就分居了,仅仅维持着一桩婚姻关系。谢和赓接触到王莹之后,心有所属;而王莹也钟情于这位英俊的青年军官,并十分同情他的境遇。

谢和赓和王莹陷入热恋后,在社会上和党内,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们却对他们提出了非议。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为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国共两党都向美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以便对美国各界开展外交和统战宣传,谢和赓和王莹两人也被推荐到美国留学。行前,周恩来分别与谢和赓、王莹谈话,周恩来说:“你们的恋爱关系完全正当,到了美国后,希望你们相依为命,互相学习,真诚相爱。

但为了工作,小谢还不能解除旧的婚约,在旧关系解除之前,(你们)暂时不能结婚,也不能同居。这是中央的规定。”1942年,谢、王两人分别以国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视察员、学习员的身份赴美留学,其间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指示,只以友人身份相处。新中国成立后,谢和赓收到家人寄来的其与前妻离婚的判决书以及刊登有前妻与他离婚通告的《桂林日报》,才于1950年2月和王莹正式结婚。

在美国,谢和赓先后在美国世界事务学院、美国西北大学、费城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王莹则先后在贝满学院、耶鲁大学学习,另外她还去邓肯舞蹈学院学习过舞蹈。其间,谢和赓曾接办了美国华侨报纸《纽约新报》,任代总编辑一职,负责翻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并充分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广泛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争取广大爱国华侨和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王莹则被推选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曾到美国各地的工厂、学校演讲,并用英文演唱中国的抗战歌曲,大大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她还组织一个中国剧团,并首先应罗斯福总统夫妇的邀请,专程到白宫演出,随后又率团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1954年冬,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动的“麦卡锡主义”风潮,谢和赓和王莹此时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们被美国移民局扣押,并被投进哀离思岛的监狱,当时美国当局还威逼他们加入美国国籍,受到两人的严斥。

(4)在“文革”中蒙难

他们的状况被周恩来得知后,周恩来马上指示中国外交部通过第三国向美国进行交涉,并以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战俘来换回两人。1955年元旦之夜,谢和赓和王莹终于回到了北京,随即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说:“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归国后,谢和赓曾任《世界知识》杂志的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还曾被调到外交部工作;王莹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一职。1957年,谢和赓因在“鸣放”期间提出“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

由于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出面干预,一年后他得以重返北京。1966年“文革”爆发,此前因江青早年在上海时曾与王莹争演话剧《赛金花》主角一事,江青对王莹有积怨。不久,王莹、谢和赓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关入秦城监狱。

1975年春,当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了他们的情况后,遂指示有关部门将谢和赓释放出狱治病(在被关押了8年之后,谢和赓已两耳失聪,不能言语,又丧失了思维能力)。此时,王莹已死于狱中。谢和赓和王莹的冤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此后谢和赓仍在外交部工作,直至去世。

2、赵荣声:刘少奇安放在卫立煌身边的一颗“冷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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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荣声,1915年生,安徽安庆人。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担任该校党支部宣传委员。1937年春,他与十几个同学一起奔赴延安,而接待他们的正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黄华。随后,他们又见到了朱德、林伯渠、博古、陈赓、成仿吾、丁玲等人,还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听了毛泽东讲述的抗战问题,后又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统一战线与抗战问题”的报告。

不久,抗战爆发,北平失守后中共党组织通知赵荣声向后方转移,赵荣声辗转至上海,本欲前往延安,但因囊中羞涩,只好先回老家去筹钱。在安庆,赵荣声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宣传抗日。安庆沦陷后,赵荣声又迁徙到汉口,在这里他得知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已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遂直奔山西的战时中心临汾。在那里,他找到了丁玲和彭雪枫,于是成为随军记者,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1)为八路军争取物资

1938年1月31日,正逢农历春节,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来给朱德拜年,丁玲让赵荣声赴八路军总部去采访卫立煌。赵荣声和卫立煌都是安徽人,不过,当时他们彼此互不相识,然而不久后有所变化。原来采访结束后,赵荣声执笔写了一篇《西线上的一个盛会》,随即在《群众》周刊上刊出,这引起了卫立煌的注意。

卫立煌向部下安徽同乡刘毓珩询问作者的情况,并感慨说:“为什么能干的青年都跑到八路军那边去了?”他突发奇想,嘱咐刘想法把赵找来,让赵到自己的司令部当秘书。刘毓珩恰好与赵荣声相识,此前他曾任清华“救国会”主席,后来他奉命到国民党军队去做统战工作,此时他也明白卫的建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他写信邀请赵荣声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来工作。赵荣声没有收到信。然而,碰巧的是赵荣声在临汾偶尔遇到了刘毓珩,但拒绝了邀请。中共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立即找赵荣声谈话,强调开展统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劝说赵荣声接受这个邀请。

接受了特殊任务后,赵荣声奉命到山西霍县(今霍州市)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报到,当了一名少校秘书。卫立煌十分高兴。此后,每逢战斗间隙,卫立煌便与赵荣声交谈。在赵荣声那里,卫立煌受到了许多思想上的影响。卫立煌曾令赵荣声、刘毓珩等在西安成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此后赵荣声又回到卫立煌身边。

当时卫立煌所部与日军交战,卫的部队在韩侯岭遇挫,卫立煌打算把部队转移到中条山去,赵荣声却建议他走陕北这条路,顺路去延安参观,卫立煌同意了。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的车队由延水关出发直奔延安,及至延安,延安老百姓敲锣打鼓来迎接他,卫立煌也高兴地会见了毛泽东等人。

当时,毛泽东还设宴招待了卫立煌、郭寄峤等人。卫、郭又参观了抗大,卫立煌还特意去看了在山西前线受伤的林彪。不久,卫立煌从赵荣声那里获知陕北急缺抗战物资,在回到西安的次日,便下令拨发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以及180箱牛肉罐头。

(2)奉命做卫立煌的思想工作

赵荣声在卫立煌部活动,他的上级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赵时常向林请示和汇报,林要求赵应经常做卫立煌的思想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民主主张,并鼓励卫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卫立煌通过与赵的接触,感到赵荣声是了解自己的,两人能够说知心的话。如此时间长了,两人无话不说。

有一次,卫立煌突然提出:“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赵荣声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卫立煌让他去延安找朱德,赵说还是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问林伯渠吧。林伯渠的指示是:“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不久,赵荣声收到一封署名“胡服”的信,约他到河南渑池晤谈,赵荣声遂赶赴渑池八路军兵站,原来“胡服”就是刘少奇。刘少奇直言赵荣声争取卫立煌有功有失,所谓“失”,是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最后,刘少奇指示赵荣声:“你只要能在卫立煌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

有事我会派人来找你,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里,不要到各地找党组织。”果然,卫立煌“通共”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了。1938年底,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卫立煌解散了第二战区工作团。1939年1月,卫已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赵荣声继续跟随卫立煌,并被任命为洛阳长官部的机要室秘书。

对此,卫立煌向赵解释说:“长期带你在身边,会引起别人闲话。现在让你到机要室,如果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赵荣声在卫立煌身边活动,自然要以卫的亲信面目出现。1939年,他编写了《卫将军》一书,借以为卫立煌争做河南省主席造势,而“卫将军”这一历史典故,分明是指西汉大将卫青。卫立煌当上河南省主席之后,却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与新四军发生了摩擦,卫立煌两面为难,最后他还是将制造血案的祸首之一别廷芳教训了一顿。而此时的山西,由于阎锡山倒向顽固派,与共产党的摩擦反而闹得更大了。在赵荣声的影响下,卫立煌坚持团结抗日,严格约束军队,使卫部不介入摩擦。1940年4月,卫立煌和朱德再次会晤,双方签订了驻军防区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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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服郭寄峤和平解决兰州学潮问题

抗战时期,国民党下令凡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兵须全部加入国民党,赵荣声遂请示组织,组织指示他便宜行事,即在被迫需要参加国民党的时候就参加。赵荣声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卫立煌指定为郭寄峤。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失败后,卫立煌被撤掉河南省主席一职。此时顾及继续留在洛阳对卫没有好处,赵荣声便请假回到老家。

1943年春节,赵荣声夫妇来到成都,拜望了闲居中的卫立煌。这年11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因这支部队有许多蒋介石心腹陈诚的人,为了避嫌,卫立煌没有带赵荣声。赵荣声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深造。1946年秋,赵荣声大学毕业,听说卫立煌新婚不久且准备出洋,便到重庆看望卫立煌。

见面之余,卫立煌让赵荣声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赵荣声对国内外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卫立煌的个人前途须与国内的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虽不能公开表示支持,但也要对它示以同情,等等。临别之际,卫立煌嘱咐赵荣声留在上海、南京一带,因为他确信自己不久就会回来,会有许多事要赵去做。

1947年10月,国共内战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催促在国外的卫立煌回国,让他去接替陈诚所担任的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帅职务。迫于蒋的压力,卫立煌只得就任。此时,赵荣声已由安徽回到上海,他在南京时遇到了表兄张友鸾(《南京人报》报人),帮了几天忙,却遇到了叛徒袁晓轩。

为了甩掉这个“尾巴”,赵又来到兰州,找到时任甘肃省主席的郭寄峤,郭安排他到西北日报社担任社长。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兰州学生发动了旨在反对内战的学潮。当时郭寄峤拟武装弹压,幸亏赵荣声从中周旋,向郭寄峤力陈利害关系,终于和平解决,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4)“右派”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赵荣声被安排在工会系统工作,最初担任全国总工会文教部负责新闻发布的工作。由于他没有任何介绍信或可以证明自己是党员的证件,全总机关的党总支让他写简历交组织审查,但赵认为自己奉命做统战工作十余年,卫立煌却以“东北剿匪总司令”身份成为战犯,又逃往香港,他自感有负党的嘱托,没有完成党的任务,也没有任何成绩,所以只写了一份检查,而党总支也没有承认他的组织关系。

此后,赵荣声被调到工人日报社工作。反右运动后期,由于赵荣声卧底的那一段历史处于秘密状态,无人知晓,在反右运动的重灾区工人日报社,他“理所当然”地被划为“右派”,下放山东,实行改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组织复查了赵荣声的历史,此前所有的不实之词全部被推翻,赵荣声得以恢复名誉。

离休前,赵荣声是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副社长。离休后,他笔耕不辍,相继撰写并出版了《回忆卫立煌先生》《沿着斯诺的足迹》《一二·九运动中的〈燕大周刊〉》《卢沟桥劳军采访记》《为了燃起大别山抗日救亡的烽火》《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党的活动》等,他还编辑出版了《一二·九在未名湖畔》一书。1995年,赵荣声因病去世。

随着时间的流逝,赵荣声的功勋逐渐为人所知。曾任劳动部副部长的刘子久在《忆少奇同志》一书中回忆了当年刘少奇安放“冷棋”一事,他说:“少奇同志斩钉截铁地对那位有可能在卫立煌身边长期待下去的同志说,你在那里长期待下去就是胜利……这位同志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在卫立煌及其部属郭寄峤那里一直工作到全国解放。这个同志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做了一些别的同志不能做的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工作。”“这个同志”,就是赵荣声。

3、阎又文:傅作义身边的深层潜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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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又文,1914年生,山西荣河(今万荣县)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块墓碑上,镌刻着如下的碑文:“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只是到了如今,上述的碑文才有了明晰的诠释。

(1)绝密单线

阎又文于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其间曾参加过由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原计划赴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改赴同乡傅作义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阎又文是傅作义的小同乡,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傅作义非常赏识他,让他跟随自己,做自己的私人秘书。

不久,国共两党达成正式合作,部分国民党部队依照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做法,邀请中共派人到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当时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奉命赴傅作义部队中协助开展政治工作,潘不久即秘密发展阎又文加入共产党。1939年下半年,由于抗战局势逆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傅作义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其部队中的共产党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

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作出相应的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傅作义身边,阎又文逐渐升任至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等职。抗战结束后,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一个任务:马上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寻找一个名叫阎又文的中共地下党员。而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将近7年了。

1946年春节过后,王玉来到了包头,经过探查,他打听到了阎又文的下落。在王玉动身之前,边区保安处的领导曾交代说:找到阎又文后,一定要与阎又文建立绝密的单线联系,决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此外,通过阎又文了解和掌握傅部的情报,特别是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至于其他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此次与阎又文联系,也只有王玉一个人,据说当时即使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真实身份的,也只有边区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领导,这条情报线实际上就是几个人: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李克农。后来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随即,王玉联系上了阎又文。当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

但凡傅作义主持的军事和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等,也都由阎又文起草。阎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等源源不断地汇报给了王玉。阎又文特别提醒王玉:傅作义已经成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先锋,他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其部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

随即,王玉马上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了部队领导,但部队领导表现出姑妄听之的态度,以为这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随即拉开序幕,傅部前锋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

当时李克农曾批评性地总结说:华北战场解放军的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的不够重视。此次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对傅部采取了避其锋芒的战略撤退措施,未与之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若干年后,罗青长对此这样评价说:当年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的作用。

(2)替傅作义捉刀写致毛泽东的“檄文”

1946年7月31日,晋察冀、晋绥军区发起了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解放军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当时延安电台还播报了消灭国民党傅作义部于集宁城下的消息。不过,战局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由于指挥失误,大同一城终未能攻克,集宁又遭失守,而且张家口又处于傅部两面夹击之下,晋察冀军区面临恶化的局势,西北野战军也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局面。

傅部一路高歌,相继攻下卓资山、集宁、丰镇,矛头直指中共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此时的傅作义可谓顾盼自雄,命令阎又文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表示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对此,阎又文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选择:写,还是不写?阎又文马上让王玉向中共中央请示,王玉迅即向延安进行了汇报。阎又文得到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封信一定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也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1946年9月20日,傅作义部队的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这篇《致毛泽东的公开电》。第二天,南京《中央日报》迅速加以全文转载,其大字标题是《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文章的捉刀者阎又文施展其才华,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字里行间又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

这封信激起了中共与解放军上下的愤慨。据说朱德总司令特将此电分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借以激励将士要牢记大同、集宁之辱。至于毛泽东,更是对于这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公开信着笔之前,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邓宝珊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当傅作义见到毛泽东时,惭愧地说:“我有罪。”毛泽东却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有人向毛泽东引见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时,毛泽东笑着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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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暗战北平,多次劝导傅作义

至1947年底,傅作义已升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坐镇北平。当时,他不但有20万嫡系部队,还拥有华北地区40万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指挥权。翌年5月,李克农命令王玉速到北平再行联系阎又文。当时,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已在酝酿,同时中央也在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军进行会战。显然,此时阎又文的秘密任务是搜集傅部的战略情报,这包括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和蒋的关系,等等。

在与王玉接头后,阎又文将王玉以《平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安排住进了北平饭店。而此时的阎又文除了仍是傅作义的秘书之外,其军衔已升至少将,同时兼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等。至于王玉和阎又文的具体联系,是每周六阎又文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时,王玉持记者证参加,而有关的绝密情报遂通过这一公开的场合被秘密传送出去。

将对全国解放进程造成无法预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大局已定,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构想是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然后集中华北野战军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一举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关键时刻,李克农再派王玉潜入北平,并限他两个星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最迟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然而,仅仅一个多星期之后,王玉就回来了,他从阎又文那里带回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

这份情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重要影响。随即,根据阎锡山死守太原、傅作义部队高度机动等情况,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并指示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以此迷惑和稳住傅作义。同时,对在淮海战场上已经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也暂缓攻击。“如果没有此后的这些战略调整,那么傅作义有可能保存主力,甚至放弃平津退至南方,那料的后果。”

1949年1月,根据傅作义对战和仍不明朗的态度,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的路线。10日,阎又文又接到王玉发来的指示:迅速了解傅作义的动向。阎认为傅作义的动向可能是:一、南逃会蒋,在长江一线驻军;二、往西线而去,投靠西北马家军;三、固守北平,与林彪部队决战于此。不过,傅犹疑不决,决心难下。

此时,阎又文力劝傅,其部非蒋嫡系,投靠蒋绝非上策;如与西北马家军会合,如今北平已被共军百万大军所包围,此路显然不通;与林彪决战,则分明是绝路,况且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敌我双方都将成为千古罪人。那么,不妨寻找第四条出路,与城外的共产党谈判,寻找转机。傅作义对此仍犹疑不定。

在此间隙,根据上级指示,阎又文配合各路人马,如邓宝珊、傅冬菊、刘厚同、何思源、杜任之等,对傅作义展开攻心战,终于使傅作义决定派代表与中共和谈。随即,阎又文代表傅作义参与双方的和谈。1948年12月25日,在傅作义战与和尚不明朗的时候,新华社公开宣布了一份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的名单,其中有傅作义的名字。对此,傅作义心里十分在意。

此时,阎又文对傅作义进行了许多劝导工作。他说这是“周瑜打黄盖”,即“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而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谈,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果然,中共密使很快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面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里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

于是解开了傅作义的心结,双方的秘密和谈重新开始。阎又文受命作为谈判代表,对谈判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到北平后,他把与叶剑英的谈话记录交给傅,傅看后沉思良久,说:“看起来,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最后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以及傅作义的文告。

此后的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2日,傅作义偕邓宝珊、阎又文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在那里,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上级领导罗青长,并正式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关系。不过,当时他的真实身份仍未公开,仍继续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和平起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傅作义部队接受改编。

此后,他由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点名,调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再后,又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副局长。不过,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然没有公开。1961年,阎又文奉命调至农业部,曾任粮油生产局局长。其时正值全国饥荒,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其压力可想而知。由于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终积劳成疾,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

六、国名党十大高级将领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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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维:书呆子

在世人的心目中,黄维是一员蒋介石的嫡系悍将。其实,黄维原本是个教师,因为人一根筋,而得罪了当地乡绅,愤而辞职,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书呆子”。

2、胡琏:狐狸

胡琏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黄埔四期。他有个绰号叫“狐狸”。何以有这么个绰号呢?你看此公长得塌眉毛,耷拉眼角,尖下巴,乍一看,分明就是一只狐狸。更何况他又姓胡。

3、孙立人:东方隆美尔

“二战”期间,德国悍将隆美尔号称“沙漠之狐”。在中国,也有这样一只“狐”,他就是绰号“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将军。

这个绰号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在国民党的将领中,其中两个人有着骄人的学历,一个就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张灵甫,另一个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孙立人将军。

4、邱清泉:邱疯子

在国民党的将领中,能征善战的也不少,但是既能打仗,又有高学历的就凤毛麟角了,邱清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高材生,然后考入黄埔军校二期工兵科,后来又去德国柏林陆军大学喝过洋墨水。本人饱读诗书,做得一首好诗,是个不可多得的全能人才。

5、王耀武:老王

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王耀武不算很有名气。但是,蒋介石只给两个部将改过名字,一个是黄维,一个就是王耀武。蒋介石将他改名为“俊才”。关于王耀武有好几个流传很广的俗语。

6、薛岳:老虎仔

薛岳个子不高,人也显得很瘦削,但是为人却凶猛彪悍,就像丛林里的百兽之王。

7、顾祝同:顾百顺

顾祝同和刘峙一起被称为何应钦门下的哼哈二将。作为老上司,何应钦对顾祝同的评价是,“顾墨三百依百顺”。

8、陈诚:小委员长

蒋介石的兼职据说有近百个,但最常用的是委员长。他是委员长,陈诚是小委员长,那就是蒋介石之下的二号人物了。陈诚的被重用宣告了蒋介石必然要失败。

9、白崇禧:小诸葛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中国只有三个半军事家,分别是林彪、粟裕、刘伯承(瞎了一只眼,所以称半个),还有一个就是桂系军阀的二当家白崇禧,亦即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的父亲。

10、何应钦:何婆婆

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何应钦就是蒋介石之下的二当家。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大当家,大家都习惯称他为“老头子”。有老头子当然就有老婆婆。何应钦的绰号就是“何婆婆”。这个绰号是他二当家的权威象征。

七、国民党高级将领最怕军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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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统特务有秘密逮捕和暗杀的权力,还有权监视和调查地方军队的主官,除了蒋介石和戴笠等少数几人外,几乎无人制约他们,所以他们素来飞扬跋扈,连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对他们又怕又恨。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将重庆设为战时“陪都”。前方将领经常回到重庆汇报工作,有时候,会到军统局谈事情。

这样一来,军统局有地主之谊,免不了请这些在前方打仗的将领吃饭。一次,国民党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29军军长孙元良从前线回来,到军统局谈事。时任军统局总务的沈醉安排请他吃饭。沈醉知道孙元良是四川人,就特别安排他吃四川特色的麻辣火锅。席间,沈醉注意到孙元良极少动筷,觉得有些奇怪。

饭后,沈醉专门询问孙元良的副官,问这是怎么回事。孙元良的副官才解释,称:“军长不吃辣。”我们知道,四川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喜辣,而孙元良竟然不吃辣椒,这着实让人意想不到。而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孙元良不吃辣椒,却不好明说,只能是敷衍了事。

孙元良是什么来头?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蒋介石的“天子门生”,深得蒋介石信任,在军中也不是一个善类。但是,连孙元良都不敢轻易冒犯军统局。由此可见军统局的骄横,实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应该指出,在戴笠的率领下,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暗杀投敌的汉奸,收集敌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军统局干的坏事还是远远多于好事。

比如,1933年6月18日,为了对宋庆龄及民权保障工作“杀鸡儆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军统特务将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干事杨杏佛无情暗杀;比如,1949年9月6日,国民党部队弃守重庆前夕,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受蒋介石指示,将杨虎城一家8人杀害于重庆戴公祠。连杨虎城年仅8岁的女儿杨拯贵都没放过。为了毁灭证据,军统特务用硝镪水毁灭尸体。

八、国民党抗日名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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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里,有十位高级将领,这十人能征善战,屡被重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第一名:张自忠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我军最高将领(李家钰牺牲得晚于张)。

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人们对张自忠悲剧经历的同情,这样一位正直的、人格高尚的爱国者却曾被误认为汉奸而人人喊打,简直是奇耻大辱。最后张自忠为这件耻辱主动选择了牺牲,以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其做法不禁使我联想起曾热播过的《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之死)。真正是悲剧英雄。

2、第二名:李宗仁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点类似中共抗日名将第二名的林彪,先打出里程碑的一战,然后销声匿迹。台儿庄战役共歼敌两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

台儿庄战役后,李虽然又参加了武汉、随枣、豫南等会战,但没出什么彩。后来,干脆被蒋介石高吊了起来,和冯玉祥、李济深等一样,位高权轻。不过,只凭台儿庄一战,李宗仁也可以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

3、第三名:杜聿明

第5军军长。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日本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薛岳万家岭战役面对的则是一个二流师团)。

42年杜聿明作为远征军副司令出征缅甸,虽然戴安澜在东瓜获胜,孙立人在仁安羌也大败日军,但最终远征军还是失败了。对于这段历史,众说纷纭,功过是非很难说清,因为有些战略决策不经过亲自实践,很难判断对错。个人感觉,现在网上对杜聿明有些神化。

4、第四名:孙立人

新1军军长。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他的得票排在第四我想也缘于此。

不过,我并不认为英国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更值钱。我欣赏孙立人的是他对日本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此举大快人心。

5、第五名:薛岳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

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不过,薛岳虽军事上成就显著,但治理湖南却颇遭物议,为了谋取暴利,他把湖南大米走私广东,结果使湖南百姓在丰收之年饿死无数,百姓编民谣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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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名:卫立煌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排第六基本上是合适的。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但忻口战役毕竟是个不败而败的战役。

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信任。

7、第七名:傅作义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国军在北方最著名的抗日将领。33年就参加了长城抗战,36年又大败进犯绥远的日军和蒙奸德王的伪军部队,取得了百灵庙大捷。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

40年,傅作义又歼灭日军和王英的伪军数千人,收复五原城,取得了五原大捷,这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林彪在平型关战斗后的总结中曾表示了对晋绥军的不屑,晋绥军的战斗力也的确一般,但傅作义显然是晋绥军中的一个异数。

8、第八名:戴安澜

第5军200师长。曾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战等。在昆仑关战役中,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身负重伤才下战场。1942年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在著名的东瓜保卫战中,率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击毙日寇5000余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又率200师收复棠吉。

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戴安澜与杜聿明的关系颇似张灵甫与王耀武的关系,两位长官的结局相同,两位同为抗日名将的下属结局却大相径庭,令人感慨不已。

9、第九名:张灵甫

第74军58师长。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解放战争时被我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蒋介石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这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抗战八年间,他跟随王耀武,几乎年年对日作战,战功赫赫。

尤其是在万家岭战役中,担任团长的张灵甫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10、第十名:王耀武

第74军长。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41年指挥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

45年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王耀武年年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王耀武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被中共高级将领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九、国名党高级将领排名视频

总结: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中,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刘少奇、彭德怀等纷纷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甚至含冤离世。而那些解放后投向新中国的原国民党友人,更是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同样受到了林彪集团及“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这些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爱国友人在“文革”的风暴中,命运多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确实是一个具有历史存在意义的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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