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为何打不过边军？优质

感觉促成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土地兼并均田制的破坏。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府兵制的破环。节度使没有轮换机制。中央军战斗力低下沦为高官子弟的镀金之地。李隆基纵容李林甫和杨国忠接连把持内阁使得各大节度使晋升渺茫赏无可赏。

一：府兵制度

唐朝初期的兵制是对北周以来府兵制度的完善。所谓府兵，泛指军府之兵。在均田制基础之上，被选中的壮丁平时务农，农闲练武，战时出征，是为府兵。

唐太宗时，设立有折冲府管理地方府兵：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

军府由在长安的十二卫和东宫六卫率遥领，十二卫分别为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东宫六卫率为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

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

十二卫的兵源来自各地番上的府兵，《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右骁卫即是其中之一；而旅贲军则为左右司御率之军号，兵源也是府兵。

府兵的主要武器和物资需要自备，但是其家庭可以享受免赋税的待遇，由于征战还可获得爵位和赏赐，因此其作战积极性很高。

另外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仅担任诸门禁卫和皇帝侍从、仪卫；而皇帝本人则控制北衙禁军，唐朝初期主要是精选出来的左右羽林军及更精锐的“百骑”“千骑”。

由于唐初战争的缘故，再加上李世民本人从军队中成长的经历，当时无论是北衙禁军还是府兵组成的南衙卫军战斗力都颇强。

唐太宗时期的边疆战争，在东方向主要是对高句丽用兵；在北方向和西方向主要是对突厥以及西域部分小国用兵；西南方向由于吐蕃当时还未彻底崛起，因此除了松州一战外，唐军与吐蕃军没有大规模作战。

这一时期唐军的作战特点几乎就是闪电战的翻版：确立了攻击目标后，即委任将军为行军大总管，统军出战。

太宗时期的府兵质量极高，多有战争经验。因此一般唐军出战的兵力都是几万人的级别，由于李靖、李世勣这种军神的存在，唐军往往不用大军死拼，便能以精锐出奇制胜，从而在短时间内即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伤亡极小。

以至于当时有“今中国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之说，以一千名唐军步兵即可横扫数万骑兵，可见当时唐军战斗力之强。

唐太宗一朝，亲征高句丽是用兵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唐军兵力计有：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也就是唐军水陆两军一共为十万多人，另有一部分归顺的胡族兵马。

这次战争，从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从洛阳出师，到当年九月决定撤军，为期只有半年多。唐太宗曾认为这次作战不算成功，还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后世很多人以此认为征高句丽之战是太宗唯一的败绩。但是，我们要知道唐太宗所谓的成功是一战而灭国，因为没能灭掉高句丽，所以他觉得不太成功，而单以此战战果而论的话：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

攻城略地尚且不谈，唐军斩首四万余级（通常杀敌数要高于斩首数），自己战死为两千人，战损比高达二十比一，按照任何标准来看，这都已经是大胜了，可见在别的战争中，唐军的损失该有多小。

战事告一段落后，唐太宗又：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对于阵亡将士，皇帝亲自祭奠，以至于阵亡者的父母都极为感动。从这些情况来看，唐朝初期的府兵在对外征战中的损耗并不大，而且战死者能得到极高的荣誉，这就使得府兵的地位较高，而且也愿意为国征战。同时由于征战时间较短而且出兵人数不多的缘故，往往也不会太耽误大部分府兵平时的劳作。到了唐高宗前期，府兵的战斗力依旧可以保证，但是到高宗朝后期和武则天统治时期，新的情况出现了。

一方面，均田制不断遭到破坏，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府兵脱籍逃亡，应征府兵负担极重，而且府兵地位直线下降，参军者缺乏荣誉感。

另一方面，唐朝的疆域进一步延伸，东方向延伸至朝鲜半岛；西方向拓展到今伊朗地区；南方向与吐蕃连年征战；北方向突厥实力死灰复燃，契丹、奚族武装也成为大患。

持续不断的边境战争使得唐朝初期的闪击战打法无法应付过来，而且高原上崛起的吐蕃王朝由地利的屏障，也不可能被一战而灭国。这就使得唐朝的边境战争进入了长期化阶段，为了很好地应对战争，在边境要点，唐军开始设置常驻部队，这使得府兵经年累月在外征战成为常态。“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即是这种情况的反应。在这种状态下，府兵的战斗力远远比不上唐初。武周时期，大军对契丹和奚族武装作战都屡屡大败，在吐蕃一线作战也占不到优势，府兵制度面临巨大危机。

二：募兵崛起

唐朝前期，除了正规的府兵之外，出征作战还会有一定的兵募名额。请注意这个兵募不是后来的募兵，兵募指的是出征前临时招募的一些军人，这些军人不是府兵体系，但是其往往身怀绝技，从军作战可得到赏赐。如唐太宗征高句丽时，就在“长安、洛阳募士三千”，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便是前来投军的薛仁贵。要知道，当时的兵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必须是有两把刷子才行。

唐太宗军至定州时，“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但就是这样也不行，史书就载了三个字：上不许。由于当时中原稳定没多久，民间武力强悍者较多，因此特意招募部分勇士，如果有战功则封赏，没有的话，战事完毕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兵募不具备长期性，这跟后来的募兵有大不同。唐高宗后期到武则天时期，随着府兵越来越不给力，便经常性地使用兵募来补充。

但是此时的内地承平日久，再就没有多少唐朝初年那些武力值超高的战士了；而且兵募作战时间往往长期化，而朝廷给予的赏赐又往往不太多，因此兵募也维持不下去。于是到了武则天晚期，开始出现了长期化的募兵。

所谓募兵则是招募长期作战的军人，其除了享受免赋税的权利外，还能得到赏赐，军备物资也由朝廷提供，而不用自己承担。募兵中除了安西、北庭之外的镇兵大多由内地征发外，很多都是由边地征募，而安西、北庭兵平时也以屯田来满足自身粮食所需，往往也以戍地为家。

募兵制度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得到了全面发展，并完全取代了府兵制，《长安十二时辰》中提到张小敬为首批募兵（实际上募兵更早些即出现了）。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募兵制全面推行，唐玄宗“命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定兵额，在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

募兵的来源是流亡的丁壮以及原有的边防军，称之为是“长征健儿”，当时在边境地区一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以及一个经略使，各节度使辖地和兵员明确。到天宝初年基本形成了九大节度使，外加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史称“天宝十节度”。其中负责针对契丹、奚、室韦、靺鞨等部的为范阳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统辖经略军、静塞军、威武军、清夷军、横海军、高阳军、唐兴军、恒阳军、北平军，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使，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管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负责针对突厥方向的是河东节度使和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统辖天兵军、大同军、横野军、岢岚军、云中守捉及忻州、代州、岚州三州郡兵，管兵五万五千人；朔方节度使，统辖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东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

针对吐蕃北线方向的是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河西节度使，统辖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豆卢军、新泉军、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管兵七万三千人。陇右节度使，统辖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振武军、威戎军、莫门军、宁塞军、积石军、镇西军、绥和守捉、合川守捉、平夷守捉，管兵七万五千人。

在吐蕃东线以及针对南诏方向的是剑南节度使，另外有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剑南节度使，统辖团结营、天宝军、平戎军、昆明军、宁远军、澄川守捉、南江军及翼州、茂州、维州、柘州、松州、当州、雅州、黎州、姚州、悉州等州郡兵，管兵三万九百人。岭南五府经略使，统辖经略军、清海军，直辖广管诸州、兼领桂、容、邕、安南四管诸州郡兵，管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而在西域方向为北庭节度使和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统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管兵两万人。安西节度使，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管兵两万四千人。

上述十大边镇，总兵力达近四十九万人，占到了唐朝当时总兵力的八成以上。各边镇节度使除了掌管兵权之外，还掌有边地的财政权，甚至人事任免权，这导致在边镇上形成了一个个军事政治性实体，为使本边镇获得最大利益，士兵们的战斗热情极高。

以当时的安西为例，全镇兵额不过两万四千人，但是其却纵横方圆数千里，保证了安西都护府长达半个世纪的稳定。以胜仗而论，天宝六年（747年），安西军仅以步骑一万人即踏上高原，长途奔袭位于克什米尔地区的小勃律国。当地的天险连云堡就有敌军一万人守卫，结果安西军“登山挑战，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斩五千级，生禽千人，马千馀匹，衣资器甲数万计”。之后高仙芝留兵三千，以主力继续进攻，最终迫降了小勃律国。使得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

以败仗而论，天宝十年（751年），安西军以蕃汉军三万（唐军为两万）深入怛逻斯，在此遭遇优势大食军和当地军队的围攻，但唐军依然能相持五日而不败，若非葛逻禄人突然倒戈，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

而即便由于友军的倒戈，导致唐军战败。高仙芝仍然想着：吾方收合馀尽，明日复战。最终战败的安西军仍有数千人成功返回到了都护府驻地，怛逻斯距安西四镇甚远，大食联军获胜后却无力消灭几千名唐军残兵，而且其中还有唐军主要将领，可见其也是元气大伤。

怛逻斯之战后不久，安西唐军就恢复了元气，不仅继续征伐四方，还在安史之乱后组成战斗力极强的安西、北庭行营军回师平叛。由此可见募兵制下，边境唐军战斗力之强悍。

三：外强内虚

实际上，在边境驻军采用募兵制的时候，唐朝中央军也早就改革了起来。府兵制败坏之后，南衙十二卫陷入了无兵可用的境地，史载：“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

为此，当时的宰相张说建议唐玄宗：募士宿卫。开元十一年（723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

长从宿卫从原有府兵及老百姓中招募得来，再加上潞州长从兵，一共有十二万人。这支部队后来更名为彍骑，分别隶属给十二卫，每卫一万人，《长安十二时辰》中右骁卫在当时的兵源便是彍骑。

最初，彍骑的选拔标准很高: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 镇、赋役，为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

精选而来的彍骑训练也很严格：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军皆近营为堋，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第者有赏。

但是到了天宝年间，彍骑也荒废了，甚至连本来应该更加精锐的北衙禁军也沦为了中看不中用的样子兵：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牴、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结果本来应该是精锐的禁军部队全都是市井之徒充当，这些兵连长安本地人都看不起，而平时更是搞一些杂七杂八的活动，战斗力焉能保证？

所以，在《长安十二时辰》中，百战余生的安西老兵张小敬等人对付起右骁卫等部才能以一敌多。

唐朝初年，在边地没有常设的镇军，作战时都是集合各地的府兵，再任命将军出战，战事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而有作战经验的府兵精锐又时常担任京城宿卫，因此当时的中央军战斗力比较强劲。到玄宗朝时，边地战事几乎全由节度使的部队负责了，中央军仅仅参加了几次针对南诏的战争，而且表现还极差，这就使得坐拥三镇之兵的安禄山有了敢于发动叛乱的想法。

安禄山其人当时任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所辖部队占到了唐朝边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但对付的却是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契丹和奚族武装。因此在其叛乱的时候，能够集结十五万人向洛阳、长安进军，而不用有后顾之忧。

当时仍效忠于朝廷的西北边镇虽然总兵力要比安禄山要多，但是西域及河西诸镇面对的是吐蕃这样的强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集中大军回援，于是初期的平叛任务要依赖于唐中央军。当时安西军出身的高仙芝、封常清等人正在长安，唐玄宗即以他们为将，平定叛乱。由于安禄山本人在之前的边境作战中并没有特别突出的战绩，因此出身西北边军的封常清等人一度认为平定叛乱问题不大。

在唐玄宗面前，封常清是这么说的：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可见封常清估计到了由于承平日久的缘故，可能仗不会很好打。但是以其在安西的经验，打开府库，募集士兵的话，还是可以打败叛军的。

但是封常清实在是没想到在帝国腹心地带募集的军队质量实在太差了，与叛军开战后，除了“使骁骑拒之，杀拓羯数十百人”外，便是一败再败，最终一路退到了陕州，并对率军而来的高仙芝说：贼锐甚，难与争锋。而对于自己手下的士兵则评价为：乌合之众。

高仙芝、封常清都是沙场宿将，迅速便明白以手中的中央军及新募兵不可能在野战中打败安禄山叛军，于是决定防守潼关，以等待西北边军到来再与叛军决战。但是监军边令诚却以“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陜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为名向唐玄宗汇报，年老昏聩的皇帝下令斩杀了两位名将。之后，唐玄宗又增派京城的禁军以及一部分抵达的边军前往潼关，并以另一位老将——哥舒翰为帅，抵御叛军。

唐玄宗虽然年老，但是雄心却不减当年，占卜后认为“贼无备，可图也”，即强令哥舒翰出兵。哥舒翰上书：禄山习用兵，今始为逆，不能无备，是阴计诱我。贼远来，利在速战。王师坚守，毋轻出关，计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观事势，不必速。

但是唐玄宗还是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结果潼关集结的唐军主力被歼，哥舒翰也被俘虏，并于一年后被杀。随着潼关的失陷，叛军兵锋直指长安，而手中的禁军又没有什么战力，根本指望不上，唐玄宗被迫西逃，由此使得安史之乱终于酿成了大祸。实际上安史之乱初期，唐中央军虽然战力极差，但是有高仙芝、封常清等将军指挥，野战虽然不行，但坚守还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后续增援边军抵达，叛军就不会贡献长安，甚至可能迅速平定。但由唐玄宗过高估计了中央军的战斗力，使得唐军接连战败，不仅折损了几位名将，连长安也给丢掉了。

而随着平叛战争的常态化，越来越多的节度使在内地设立，即便是后来在名义上平定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局面却形成了。幡然悔悟的唐朝廷终于明白建立一支强大中央军的必要性，于是耗费巨大财力培养起了一支神策军，但没多久却又将神策军军权转到太监手中，由此使得唐后期陷入宦官专政和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了曾经控疆万里的那种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