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托尔斯泰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很多读者自认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自己一样，《甜蜜蜜》里的故事，惟其逼真，我想很多人也一定直认里面的黎小军、李翘也就是自己吧？──毕竟中国的最近二十年，简直就是一部迁徙史。
所有的年轻人，除了北京、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的土著，其余大量的人都在异地生活和工作着，经历着和黎小军、李翘、小婷一般的流离，从头开始，拼搏，失败，买房，还贷，失恋，结婚……一部大陆人的香港传奇，后来变成几乎所有大陆青年人的共同生活。世界的吊诡处就是这样猝不及防。发展令人惊讶，也产生失落。
导演陈可辛，本身是一个身份背景并不纯粹的“香港导演”。他本人在香港出生，他的父母是泰国华侨，父亲陈铜民是一个导演兼编剧，并不是很得志。香港历来排外。也许陈可辛的童年就面临着“我是哪里人？”的问题。
他十一岁时，他们又再回到泰国。等他在美国上完大学，在香港又经历了在电影公司打杂的几年，1991年，陈可辛的第一部片子就是由曾志伟、张曼玉、谭咏麟主演的《双城故事》。很显然，这是一个有漂泊感的故事。这是“异乡客”不安的基因开出的第一朵花。
作为这样一个“直认他乡是故乡”的电影导演，2000年后，陈可辛来大陆拍片，从他选片的题材也可以看出，他似乎的确比任何一个外来导演都更想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层面，融入一个对他来说陌生的世界。这从他初期拍摄《武侠》《投名状》，到后来拍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这类和大陆现实息息相关、连内地导演都不敢直面的现实题材，就可以看出来。可以说，当年《甜蜜蜜》中异乡奋斗的黎小军、李翘，本质上也都有着他的影子。所以他可以拍出那么细腻而悠长的况味。
《甜蜜蜜》是这样一部电影：自从1999年与它邂逅，此后的十几年来，我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和它再见的机会。到现在为止，它几乎是我看过次数最多的电影。
我对它的热爱从不会因为对它的更加熟稔而减少。那些耳熟能详的桥段和台词，每次都还能重新唤起我浓烈的情感。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持久地打动我，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它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类电影。
后来，我在罗杰·伊伯特的《伟大的电影》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本书列出的电影中有许多部我都看过十几遍，其中有四十七部我曾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研究过……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国影评人德里克·马尔科姆（Derek Malcolm）也曾经选出一批类似的经典影片，他说他选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想到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些片子就感到无法忍受。”这段话启发了我，《甜蜜蜜》无疑就是属于我“一想到以后再也看不到就无法忍受”的那类电影之一。
我还记得2012年，我曾和一个第一次见面的朋友约在香港中环的一家星巴克聊天，我们大段回忆着《甜蜜蜜》的台词──那真是疯狂而迷人的时刻。
我个人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十几年间，工作、生活的省市经历了山东、上海、北京、香港，最后又回到北京。在每一个城市都生活了至少两年，而在上海和北京生活了七年以上。这部电影，我在上述每一个地方都看过不止一次（除了山东，这是我离开山东时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我除了深深地被陈可辛电影中的爱情、命运、人生际遇的苍茫之感打动，在不同城市的生活也使我可以一眼看清，并且性命相照地理解着黎小军和李翘。
这一部在当年独揽香港金像奖九项大奖的《甜蜜蜜》，实际拍摄于1995年。编剧岸西，是一位有着文艺品味、热爱看推理小说，并不愿意把爱情想得如《泰坦尼克号》中的男女关系那样简单，也很少看爱情小说的著名编剧。只不过当年她尚未出名。据说，当她在构思《甜蜜蜜》剧本的时候，主角性格尚未清晰，但邓丽君的逝世已经传出，并触动了她。她决意要写进这一个爱情故事。
1995年，也是香港回归的前两年。在影片开始的1986年3月1日，到影片结束时的1995年5月8日，跨度将近十年，这也是香港属于英殖民地最后的岁月。香港人经历回归前的惶惶，股市暴跌等重大事件。影片中有一句：“小婷，据说今年北京的夏天很热，还热死了人”，据说亦是影射内地某政治事件。然而观影时根本觉不出，只能当成一个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