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颁给了匈牙利影片《索尔之子》，本片的剧情很简单，一句话概括：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特遣队员索尔，在“工作”中发现经过毒气处理却未立即死亡的“儿子”，早已麻木的索尔引为神迹，决心在这必死之地，做最后的对生的希望的寻觅——找个犹太教士，为“儿子”以犹太教方式下葬。
索尔之子的主线剧情，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死中求生的故事。电影的副线，同样如此：必死之身的特遣队员们串联起来，想要逃出生天。主线与副线的连接点，就是索尔，他在副线中的任务，是与女特遣队中的妻子接头，获得弹药，以作反抗之用。但索尔的心思，在主线，不在副线，他一门心思的想要找到犹太教士，甚至利用自己在副线中的重要性，最后在寻找教士的过程中丢失了弹药，葬送了特遣队员们最后反抗求生的机会。
显然，副线的求生，是实实在在的求生，是实。主线索尔的求生，是精神层面的求生，是虚，为了虚的求生葬送了实的求生，到底值不值得？这也是观众对本片叙事逻辑、索尔做法最大的一个争议点。但在索尔那里，很坚定，他自始至终没有对自己的求生信念产生过动摇。
对此争议点无法给出定论，但却知道，这虚，也很重要，即便是在中国。一个人活一生，也许就是这个虚，才是最让他快乐的，即便不是在奥斯维辛。今年刘雨霖把她爸爸刘震云被称为近十多年来最“有意思”的小说搬上了大银幕。电影中的故事，讲的是牛爱国。小说大部分篇幅，讲的其实是杨百顺。杨百顺一生最喜欢的，是喊丧的罗长礼。罗长礼的主业是种菜，喊丧只是他的兼职。杨百顺喜欢的，是喊丧的罗长礼，而不是种菜的罗长礼。杨百顺这一生喜欢的，就是罗长礼在人世间的这一“喊”，杨百顺这种情况，在河南老辈中，叫做“虚”。世界上精神层面的东西，无论宗教与否，大体相同，为儿子寻找犹太教士下葬，求生的索尔，就像这一生只喜欢那一喊的杨百顺，这个“虚”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不然活的没意思，对索尔来说，连死的都没意思。
本片的导演，拉斯洛•杰莱斯是认同这虚的重要性的，不然也不会拍这样一部电影。他甚至在上面所说的争议点上，有自己情绪的倾向性，虽然没有表达在影片中；他是认为在奥斯维辛，谈“生”（实实在在的生）是残酷的，残忍的，“不对”的。然而许多表现犹太人这场灾难的电影，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几部，却都是在谈生——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等等。拉斯洛想做的，是拍“死”，一切都是“死”。特遣队员们，包括索尔，他们的求生经历，都是在一片“死”中度过的，可以说镜头的真正落脚点，不是带着死气实则暂时活生生的索尔的脸颊，而是虚焦中的那些东西：毒气室、解剖室、尸体、骨灰堆等等等等。
小伙伴们如果知道这句话，看完电影肯定会想起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野蛮的，这是定论。意淫一下如今的创作者们，在舒适的环境中一厢情愿的模拟浩劫的一切，就更加确定这种野蛮了。然而肥哥的观点却是，这种野蛮，如果不纯粹是商业化的行为，是需要继续下去的。因为如果说没有了文字、影像等等对灾难的重塑，提醒，人类是会渐渐模糊，甚至忘记的。这种忘记，更加的野蛮。
因为这种野蛮，拉斯洛在本片的融资过程中就遇到了重重阻难。当然，有多少犹太人想要去回忆这场惨痛浩劫，有多少其他人想要看一部辛德勒、浩劫、钢琴家等等影片之外的集中营影片，也是拉斯洛遇到困难的原因之一。虽然拉斯洛有着很好的个人资历——其几部短片在诸大电影节的获奖等等，但题材的问题，注定了这位野心勃勃的长片处女导演在资金上的困难。然而拉斯洛找到了一条好路，既省钱，又有开创性，他让摄影师扛着摄影机一直跟拍暴走的索尔的头部，传统的景深中的内容变得模糊不清，却未减少一点其内容的丰富性，反而有所加强。可以说拉斯洛的这场镜头实验，完成的堪称完美，与电影要讲的故事，想要传达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切，配合的天衣无缝。这种野蛮，也许已经是最好的野蛮了。
喜欢这部奥斯卡外语获奖片，看的过程中不只觉得特别，游戏第三人称视角式的代入感也很强。去年最后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五部电影，还有来自丹麦的《战争》，来自约旦的《希布》，来自哥伦比亚的《蛇之拥抱》，以及来自法国的《野马》。最终奥斯卡选择了这部关于奥斯维辛的影片。奥斯卡有时会垂青与纳粹有关的影片，仅只新世纪就有四部最佳外语片与纳粹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每年的提名影片中，更是屡见不鲜。奥斯卡有时会排斥这种重复，却又时不时的给予肯定。欧洲这场“浩劫”的创痛，还会在电影中延续很多年，且看之后奥斯卡的选择吧。
16年中国三地的选送影片分别是，内地是《滚蛋吧肿瘤君》，这电影看看乐呵乐呵感动感动也就可以了，没想到选片委员会当真了。台湾是《聂隐娘》，大爱侯孝贤没得说，但是得戛纳有可能，得奥斯卡几率太低。香港是《破风》。
这已经是匈牙利第二次摘得此奖，上次是1982年的《梅菲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