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老炮儿》的结尾，评论家们抛出了诸多的质疑：“六爷”的胜利和死亡都显得颇为蹊跷，其中真的蕴藏着某种奥秘吗？在“南方某省省长”锒铛入狱之际，剩下的老炮儿却神采飞扬地走出看守所，晓波则当上了酒吧的老板，这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意淫或艺术家的春梦？
的确，《老炮儿》的转折点颇具吊诡意味：借助一张瑞士银行的对账单，局势突然出现了翻转：一扫四处筹款和求情的颓势，“六爷”奇迹般地实现了逆袭；原本嚣张的小飞们立刻跌到了低处，苦苦乞求他的宽恕；在“六爷”将举报信寄往纪委的瞬间，胜负似乎已无悬念。然而，在稳操胜券之时，他却选择奔赴生死之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事实上，谜底一点也不难破解：以举报的方式除掉贪腐集团，这并非民间主体性的胜利——除掉贪腐家族的是庙堂，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体系；获胜的同样是庙堂而非大众。更加吊诡的是，对于民间来说，这种暂时的胜利可能意味着彻底的失败：如果庙堂和江湖的距离消失，民间也将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六叔才执着地维系法律之外的“规矩”：直接偿还。你打我的脸，我要扇你一个耳光。借人半斤，要还八两。依赖这套法则，民间形成了无数的自治区，“六爷”则是其精神象征。没有民间律法，就没有“六爷”。可是，他选择了告发，等于老炮儿变成了朝阳区群众，无疑令喜欢他的人感到不爽。对于中意对决的老炮儿来说，这也坏了规矩，意味着自我羞辱。如果他坐享其成，就会沦落为行尸走肉。理清了这个关键线索，你就会懂得：病魔缠身的六叔为什么执意赴约？道理不言自明：只有践行这套“规矩”，他所做的一切才有合法性，倍受挤压的“民间”才会继续活着。这个角度看，六爷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如果不与小飞们正面对决，就无法维系民间的“规矩”，而悬殊的力量对比又注定了对决的结局。在做出最后的决定时，死亡已经定格为一种必然性：唯有通过肉体上的毁灭，老炮儿才能完成自我救赎。于是，当鸵鸟（其隐喻义不言自明）逃出囚笼时，他平静地骑着自行车（民间的符号），奔向自己生命的终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在举剑冲过结冰的湖面时，敌人已经幻化为背景，他迎接的不过是自己的宿命。为了凸显这个过程的悲剧意味，主创人员使用了长镜头——奔跑中的“六爷”虚弱而执着，迎着阳光、寒风、讥笑向前挺进，但最终无奈地倒在了布满裂痕的冰面上。事实上，这是个仪式化的过程，它本不必发生(“六爷”可以直接骑车到对面)，其意义完全是象征性的：展示“六爷”不屈的意志，演绎他最后的光荣和无奈。
通过这种情节安排，影片塑造出当代汉语文化中罕见的悲剧形象——不是满足于笑骂戏谑，不是指手画脚的旁观者，而是亲自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语）。 恰如影片所暗示的那样，完成这个仪式的“六爷”是孤独的——纵观中国戏剧史，悲剧形象可谓寥若晨星：“中国之演剧也，有喜剧，无悲剧。”（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 从先秦到晚清，中国始终没有公民大会，没有人民普遍参与的法庭审判，没有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政治理念；缺乏自由、自治、自律的个体精神，人就无法真正地站起来，无法承担自己的使命，自然也无法成长为悲剧英雄——对于一个难以介入公共生活的人来说，他/她所能做的不是嘲讽和戏谑，就是把任何苦难都篡改为甜蜜的记忆；现在，情况虽然有了些许改观，但新的游戏规则还有待建立；于是，喜剧流行，民众数千年来都期待大团圆的结局。分析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领悟到“六爷”形象的意义：作为虚构出来的悲剧英雄，他身上洋溢着未泯的野性，敢于在面对毁灭时强调自己的主权。迥异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不是世道的玩偶，而是生活进程的参与者：“虽然我们是小老百姓，有些事该办还是得办！”对于习惯了顺应天命的国人来说，这无疑代表着某种精神上的超前性。与其说他已经过时，不如说他来得太早：在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出现质的变革之前，率先站起来的个体注定命途多舛。从这个角度看，回避“六爷”生存的悲剧性无异于自欺。这显然是管虎们极力回避的犬儒主义行经。为了凸显“六爷”的悲剧品格，影片安排了近乎吊诡的结局，让生与死、胜利与失败、光荣与耻辱处于孪生状态。由于此类意味深长的细节安排，这部电影有了灵魂，主创者则完成了自我救赎——《老炮儿》没有沦落为“反腐”电影，没有回到《沂蒙》那样的主流叙事，相反，一个精神的寓言拥有了光荣的结尾。长镜头中的“六爷”虚弱而光芒四射，身姿趔趄但又勇往直前。是的，死亡阻挡了他的脚步，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将死去，因而死亡并不是特殊的惩罚，但抗争中的死亡却见证了灵魂的强大。
不过，在“六爷”倒下的瞬间，面部特写被远景镜头所取代，辽阔的冰面衬托出他的孤独和渺小，身旁的覆舟象征着他的结局。无声的挽歌漫过他，淹没了旧的江湖——热血、野性、不屈的意志固然无比珍贵，但却必须适应变化的世界。那么，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完全顺应资本－权力的逻辑？还是另觅新途？事实上，答案不言而喻——在颂扬民间主体性的同时，影片也毫不回避六爷身上的缺点。譬如，晓波出事后，许晴扮演的话匣子建议他立刻报警，他随即回绝了——不信任法律的通病也出现在他身上。再如，在与晓波筹划未来的密谈中，他又以轻蔑的口气提到话匣子：“她啊，女人……”。在将举报信寄给纪委的瞬间，他同样延续了老套路——借权力之手，除掉权力体系上的悬疣附赘。这种种病症先后显现出来，说明他在某些精神层面也患了 “血管堵塞”，注定无法演绎健全的公民意象。通过他的死，《老炮儿》唱出了一曲凄婉的挽歌。它献给了不信任法律和女性的“六爷”，但又敞开了新生的逻辑：剧终前，痊愈后的晓波实现了“六爷”的遗愿，开了家名为“聚义厅”的酒吧，工作之余不停地教自己的鹦鹉喊“爸爸”，这显然暗示了民间精神的延续。那个来得太早而不无缺点的“六爷”又复活了。他年轻，还有足够的时间走向新的地平线。这已经让观众感到欣慰，但变化则更加令人欣喜——在骑自行车的青年问路时，当了酒吧老板的晓波不再僵硬地恪守江湖教条，而是表现出远为宽容的态度（如不再强求对方使用敬语）。显然，新一代的水浒爱好者表现出了更为开放的精神气质。于是，民间主体性不但薪火相传，而且展示了自我超越的迹象。
如果说《老炮儿》表现了代际的更迭，那么，它也展示了更迭中的连续性：“好的东西需要有传承，尽管江湖终归会变化，时代也会有交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同，但有些精神是不应该改变的。”（管虎语） 老牌英雄走了，更多自立的个体（如替底层维权的律师、敢于讲真话的记者、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将涌现出来。这是影片最后的暗示。依靠它，管虎们讲完了有关未来中国的寓言。归根结底，《老炮儿》绝不意味着“最后的浪漫”，更非一群北方爷们的春梦，相反，它谱写了民间主体性的序曲。
在被抛入“大得可怕的局”之后，更是频频受辱，其卑微身份则暴露无遗；虽然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但还是在“茬架”的途中死去。毫无疑问，“六爷”是个小人物；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些活跃于军区大院里的顽主不同，他的世界属于胡同，属于底层人民聚集的边缘地带。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线索：在电影的叙事框架内，“六爷”已经变成了“六叔”乃至“老头儿”，早就不是威震四九城的顽主，否则，怎么会寒酸到连区区十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又为什么沦落到被俯瞰和凌辱的地步？倘若他始终在干收保护费的勾当，又如何赢得街坊邻居由衷的尊敬？显然，与其说胡同是他的地盘，勿宁讲那是民间的领地。如果说他有什么众不同之处，那就是：自觉守护这已经逼仄的空间，努力维持胡同中的正义，时常显现出平民贵族的精神气质。纵观全剧，他身上最闪光的东西不是智慧，不是力量，而是精神和情怀：地位卑微，却分外看重尊严，特别热爱自由；身上没有精神庸人的尸臭味，敢于对官方事物说不，但又同情正直的底层个体。为了阐释他的性格（拧、轴、混不吝、仗义），影片进行了多方面的渲染：当“灯罩儿”跟城管发生冲突时，他为这位有些窝囊的仁兄垫了修车的钱，帮助后者重新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面对来历不明的乞讨女，又从身上不多的人民币抽出两张，慷概相助；路遇小偷，坚持要求对方寄回受害人的身份证，等等。也许有些情节略显夸张，某个俏皮的影评人从他身上看到了“老干部”的形象——善良得与其原初身份不相称，闪光得不像传统的胡同英雄。事实上，这种评价虽然有失公允，但却道出了《老炮儿》的复杂品格：它是部有担当的电影，讲的是市井故事，却始终在展示道义、精神、情怀。这显然不是对现实的镜像式展示：在当下的生活世界里，犬儒主义者当道，敢于担当的市民英雄寥若晨星。从根本上说，与其说它在展示现实，毋宁说它在讲述一个寓言。
那么，这个寓言的象征义是什么？在叙述这个故事时，电影反复凸显一种空间上的对比：当“六爷”及其伙伴们流连于逼仄的胡同时，属于权贵阶层的小飞则在宽阔的马路上飙车；到了价值连城的修车店，又被站在二楼的小鲜肉们居高临下地围观；在巨型鸽笼般的高楼大厦面前，干瘦的他显得那样渺小；当最后的对决发生之际，冰湖横艮在他和小飞们之间，显现为难以克服的障碍（他始终没有到达对岸）。透过这种种表象，我们不难看出博弈发生于两个阶层之间：以六哥为代表的民间个体，小飞所象征的权贵阶层。在日常生活中，二者似乎罕有交集，但都时刻被卷入此消彼长的冲突中：随着权力和资本的联姻，“六爷”们的生活世界日益萎缩，电影中的民间已经被逼入罅隙。如果后者闭合，充满活力的民间将被封存在历史的记忆中。此后，曾经属于它的老炮儿们即使幸存下来，也不过是被关在笼中的鸵鸟。正因为如此，当“六爷”打量被囚禁在四合院里的鸵鸟时，他看见的正是最切己的可能性。与大多数人不同，他没有认命，而是再次踏上抗争之路——由于悬殊的力量对比，这几乎是一种必然失败的抉择。这使《老炮儿》具有挥之不去的悲剧意味，也使它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份量：与近年来流行的喜剧不同，它展示了人与命运的正面冲突，演绎了不同主体硬碰硬的较量，渲染了以卵击石的壮美。于是，久被压抑的民间主体性痛快淋漓地展现自身。在喜剧当道的今天，这本身就值得点赞。更何况它触及了某些更深层的主题——当社会日益均质化之时，我们何为？
我不能确定影片的主创人员是否意识到了这点——创作往往受潜意识支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仿佛接受了某种使命，全力呈现“不合时宜”生活：“电影应该写不合时宜的人，这样电影才有价值，写合时宜的人对我来说一点趣味都没有。”（管虎语） 在任何时代，“不合时宜”的人都会被驱逐到边缘。当边缘个体形成另一个江湖时，“亚文化”（subculture）便诞生了。后者游离于主流之外，拥有自己的运转法则。它始终被压制，但又顽强地延续自身。于是，观众得以看见力量悬殊的对峙和博弈：在庞大的权力－经济体系之外，“六爷”们依然倔强地拒斥同化，持续展示不屈的民间主体性。无论如何，“六爷”们试图维系的是多元化的世界。不是主流吞没一切，而是各有各的江湖。剧中的“六爷”无疑是不合时宜的，而这正是其意义所在——反抗社会的均质化，制造差异、缝隙、张力，维系世界的复数化形态，使芸芸众生可以眺望另一个地平线。他们越是不合时宜，就越有价值。这显然是个具有普适性的话题。它超越了代际关系和地域限制，涉及人类普遍的生存法则：如果世界像水泥般凝固，无人能够幸存，因此，制造差异是永远的美德。从这个角度看，《老炮儿》是指涉人类命运的寓言。
在看《老炮儿》时，观众会感受到贯穿始终的精气神儿——不是主流意识形态褒扬的正气，而是另一种情怀的洋溢：这就是民间主体性。
剧中反复出现一个老人的形象：他头发花白，但又显现出某种高贵的气质：步履蹒跚，却又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路过的人往往会为他点支烟，以此表达敬意。“六爷”最在意这个细节。每次见到老人家，都要重复点烟仪式。在赴生死之约前，他郑重其事地将烟含在嘴里，点燃后再送到老爷子口中。以这类独特的告别方式，他无声地道出了自己的潜台词：无论江湖上的人物如何流转更迭，但不变的是民间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有所敬畏。这固然来自儒家伦理学，但也是他对抗主流的精神武器——在权力和金钱的逻辑之外，维系民间的秩序和道义。用老北京话说，这就是“讲究”。它设定了底线：即便你有权有钱，也不能由此蔑视人的尊严。对于“六爷”来说，不可僭越的不是权力的等级制，而是民间的伦理秩序。
显然，这套法则不但与主流每每抵牾，而且未被边缘群落所严格遵守。当“六爷”近乎刻板地维护它时，其悲剧命运已然注定：最后，前去征战的他倒在了结冰的湖面上。对于民间来说，这却是必要的牺牲：倘若所有维护弱者的法则都失效，边缘文化也将灰飞烟灭。换言之，“六爷”牺牲了自己的肉身，却捍卫了民间的主体性：那种让人荡气回肠的精神仍然活着。在《老炮儿》中，民间主体性始终被压抑，但从来未被战胜。甚至，“六爷”的死也绝不意味着它的挫败。相反，剧终前，一群“老炮儿”走出看守所，个个阳光灿烂，人人神采飞扬。这是意味深长的镜像隐喻，暗示民间主体性仍然活着。当晓波将自己的酒吧取名为聚义厅时，观众看到的是跨越代际的精神接力。在他教新养的鹦鹉说“爸爸”时，我彻底放心了：宝贵的血脉传了下去，“民间”不会消亡。从这个角度看，《老炮儿》讲述的不是小鲜肉如何打败了“老东西”，展示的不是第五代导演“最后的浪漫”，相反，其 “灵魂”贯穿了时间，形成了生生不息的精神谱系。
与此对照鲜明的是，在小飞等如花少年出现时，我没有看到90后，只看到权力的附属物：离开了权力的庇护，小飞及其马仔就会被还原为“路人”。他们的存在理应属于过去时态。在这里，代际关系与时间性无关。年轻一点也不代表未来。正因为如此，“六爷”理直气壮地抗议小鲜肉的逻辑：“凭什么刚到50就算年过半百？”在剧中，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模式被颠覆了：年轻的年老，年老的年轻；与热爱自由的“老炮儿”相比，“三环十三少”不过是依附于权力体系的悬疣附赘，全无后者的独立情怀；当“六爷”跑过湖面时，其敌手“小飞”则顿生钦佩之心。由此可见，把《老炮儿》归结为代际更迭的游戏，只会遮蔽它真正的主题，无法还原其深层线索。
事实上，影片中的“小鲜肉”根本不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无法被归结为与老一代对峙的“我们”：小飞等纨绔子弟寄生于权力体系之中，晓波则生长在嘈杂的市井胡同里。一条无形的边界分割了他们：左边是权力衍生出的灰色地带，右边则是备受压抑而始终不屈的民间，彼此的利益时常尖锐对立；二者偶有交集，不是冷嘲热讽，就是刀光剑影。是什么力量造就了这边界呢？据影片交代，小飞的父亲是“南方某省省长”。后者虽未出场，但却决定了小飞的身份。他才是“六爷”真正的博弈对象。二者年龄相当，又分别象征两个世界：权力与民间。依赖略显诡异的底层智慧，民间并未输掉整个战役。就表层线索而言，它至少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以”六爷”的牺牲为代价，小飞的家族体系土崩瓦解，树倒猴孙散；在“南方某省省长”锒铛入狱之际，剩下的“老炮儿”则重获自由。这是另一种对比：主创人员精心构思了民间主体性的凯旋仪式，舒缓观众久被压抑的神经，使他们积聚的心理能量得以释放。这是双重的宣泄，同时发生在剧中和剧外：在电影院中，我清晰地感受到了某种同构性——大多数观众与老炮儿们结成了暂时的联盟，期待着共同的解放和狂欢。此刻，他们拥有共同的名字：民间。
在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上，影片中的“六爷”无疑处于边缘地带。他本是活跃于四九城的顽主，曾因“茬架”而被判刑，出狱后只能游走于狭小的胡同中。那是城市中的第三世界，是个被挤压的过渡地带。各种力量渗透于其中，但都没有完全贯穿、占领、同化它。于是，一块不规则的空隙延续下来。这个“边区”就是“六爷”们的生活世界，也是城市游侠们最后的根据地。在这块混乱的飞地上，“六爷”试图维持民间的尊严。他恪守一套规矩(敬老、扶弱、公平、不损尊严)，扮演着民间执法者的角色。
正是在“执法”的间隙，“六爷”与另一个群体相遇了——京城十三少带领的飙车党。后者同样生存在边缘地带，但势力却远非“六爷”等老炮儿所能比——依赖强大的官商集团，他们攻城略地、身姿潇洒、风光无限。体现在视觉意象上，二者的差别也显而易见：落魄的“六爷”总是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小飞等则驾驶着限量版的法拉利跑车；他曾经荷尔蒙旺盛的身躯已经衰老，后者则是如花般盛开的美少年。按理说，两者属于不同的世界，本应没有交集——跑车开不进逼仄的小巷，“六爷”也没法将自己的“执法”区域延伸到上层社会。然而，电影的魔力恰在于藐视庸常的法则－－由于儿子的冒失之举，“六爷”开始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不得不与权贵进行正面博弈。在这个帝国的边缘，他的游记战术偶尔会生效，但其弱势却最终暴露无遗：一个连十万元都难以凑齐的没落老炮儿，被抛入了“大得可怕的局”；当他郑重其事地提出“茬架”时，周围的美少年们发出了不可遏制的笑声；在后者看来，这个瘦弱、寒酸、土气的老人形象滑稽，根本算不上敌手。的确，这注定不是平等的对决——小飞们是权力中心的衍生物，“六爷”则只能依赖胡同的深度。此时，“六爷”要真正维持尊严，似乎只剩下最后的选择：按照江湖规矩，以血肉之躯相搏——当身体与身体相遇，地位、财富、背景的差距会被暂时抹去，你我站在同一地平面上。然而，这貌似公平，但却为他的死亡买下了伏笔：在与话匣子做爱的一场戏中，他的血肉之躯就已开始“罢工”；心血管坏死，意味着他的肉身也走上了末途；至于他寄予厚望的老伙伴们，也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各有各的担忧和难处，难以提供及时的支持。于是，逃出病房后，他只能单独作战——提着长剑，试图越过结冰的湖面，冲向对面的人群。
就表层逻辑而言，这是不必要的壮举：此前，他掌握了小飞父亲贪腐的证据，完全可以趁机大赚一笔（后者答应给他一百万），但他却选择了继续抗争；在寄出举报信之后，他又完全可以坐等胜利的到来，却还是选择了赴约。此种情节安排貌似不合理，实则敞开了“六爷”早已洞察到的真谛：只有这样，才能捍卫“规矩”，而后者是民间生存的前提。如果他仅仅通过举报而获胜，所证明的仍是官方的力量，而“规矩”才是其真正的生命线：他之于民间，恰如鱼之于水；最后的边缘地带一旦消失，他就丧失了自己的国度；即使肉身仍在，也是行尸走肉。从根本上说，“六爷”是民间主体性的化身。他因之而生，也为之而死。这是《老炮儿》极力宣扬的精神和情怀，也是他深得人心的原因。只有理解到这个层面，你才能与这部电影的灵魂相遇。否则，你看到了小鲜肉的如花面孔、美女的硕胸、嘈杂的集市，但却注定“有视力而没智力”
《老炮儿》上映后，赞美者、讥讽者、揭秘者接踵而至，评论界众声喧哗，网络上人声鼎沸。有人誉之为“十年来最好的中国电影”，有人嘲笑“第五代最后的浪漫”，有人津津有味地回顾皇城根下“老炮儿”的历史。热闹之余，最根本的问题反倒被忽略乃至遮蔽了：这部电影究竟讲述了什么？
从表面上看，这种追问是多余的：片名似乎已经说出了一切。然而，望文生义并不可靠，过早下判断只能暴露自己的轻率：《老炮儿》虽然被归为现实主义电影，但却使用了不少象征主义手法——被囚禁于四合院中的鸵鸟、破旧的自行车和华丽的跑车、布满裂痕的冰湖，这些日常事物均具有不寻常的象征意味，都是需要解码的符号；就连六爷本身，也绝不仅仅是没落的江湖英雄，相反，他是某种精神气质的化身（embodiement），是意义丰富的原型（archetype）。如果不理解到这个层面，那么，你就无法与这部电影的灵魂相遇。
事实上，导演管虎最为担心的或许恰恰是：观众把《老炮儿》简化为当代《水浒》，忽略了他精心阐释的象征义。于是，为了强调“六爷”的平民身份，他采用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影片开始时，昔日叱咤风云的江湖英雄早已退隐，蛰伏于后海的一个小胡同里，开了家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店，依靠微薄的利润谋生；经营小买卖之余，依旧游荡于大街小巷，喜欢扮演民间执法者的角色，成为人们眼中的胡同串子；由于为人仗义，倒也颇得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