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心》控诉制度无视人性，社会集体的刻板印象可以导致对生命的漠视。制度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十分诡谲：制度由人定，很难摆脱人性的弱点，但制度的诞生，又恰恰是为了制约人性的弱点。救赎vs毁灭也是因为有了受害与迫害之间的微妙不同，影片的结局有了不同的方向。《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多少有了属于个人的胜利，Ron不仅延长了自己的生命，也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蜕变，获得了自我的救赎。而《平常心》里没有赢家，每个人都失去了所爱之人，疾病也终将蔓延到异性恋者。一定程度上，救赎，是源于对自己的同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平常心》也就没有《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如果艾滋在同性恋者中产生之际就得到了控制，也就没有异性恋者的患病，进而也就不会有Ron这样的恐同者因自身而开启的反思（时间上有bug）。当然，这种如果太过虚妄，它只能发生在无需这种反思的世界。比起毁灭，救赎总是显得力度不够。艺术通过极致的方法才格外震撼人心。但是，这两个结局放在具体情境中都是恰到好处的。《平常心》以情动人，它发出诘问，震撼之处就在于那种孤立无援的惶惑感，这种摇摇欲坠的心境最终是要粉身碎骨的；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讨论的是更为理性的主题——当制度与人伦相悖，要怎么抗争，它寻求答案，所以终究要回归到和解的状态。其实毁灭就是终极的救赎。《平常心》以一个个美好生命的枯萎凋零震撼我们，那一刻我们知道，逝去的已经逝去，没有任何救赎可以挽回，所有的救赎也就都成了伪命题。所谓救赎，也就只能是安慰剂，让人心中好过一点罢了。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体制内的人在反抗体制，而《平常心》是体制外的人想要得到体制的接纳。同性恋者在80年代的美国处于微妙的境地：刚刚获得性解放，可是依然处于社会边缘，仅仅能得到“政治正确”的对待。艾滋对他们不仅意味着失去生命，还有失去尊严与自由，
甚至相当于承认同性恋是一种罪。尽管Ned不愿意承认，但罹患艾滋的很多同性恋者，就是以一种受害者的身份存在的。迫害他们的，是蔑视害怕同性恋的社会体制：尽管那时已经有了所谓“政治正确”，但社会气氛还是刻板地将同性恋和异性恋截然分开，并将同性恋视为异己。而但他有这种叛逆的勇气，恰恰因为较之同性恋群体，他终究是被体制承认的一种人。而长期被孤立的同性恋者们，抗争体制恰恰是为了融入体制，所以注定没有几个人可以像Ned一样大声疾呼，更别说一巴掌朝不合理社会制度脸上打过去。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的Ron，就是一个典型的恐同者，是迫害同性恋的体制内的一员，所以当迫害者变成了受害者，戏剧冲突也就展开了。尽管从一开始，他就没想过与体制为伍，但体制或多或少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他的恐同，带有很强的男权色彩和社会整体刻板印象的偏见。
从一开场棚屋内与两个女性的性关系，到随后的对好莱坞男同性恋演员的侮辱性言论，影片是开宗明义地刻画了在当时社会气氛下浸染的一个男权主义恐同者的形象。尽管Ron一直是以体制叛逆者的身份出现的——他鄙视警察这个职业，喜欢竞技牛仔这种充满冒险精神的运动，并将之视为真正的活着，再到后来无视药监局的规定，绕开体制开办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的生存手段其实比《平常心》中同性恋组织的各种向官方和公众开展的游说活动要叛逆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