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科波拉有两部作品问世，一是《教父2》，二是《对话》（又译作窃听大阴谋）。与《教父2》不同的是《对话》没有复杂的恩怨情仇，它的故事简单到可以用“一条录音带引发的血案”来概括，但当科波拉把这一个简单的故事给掰开揉碎以后，电影对当时美国社会辛辣的讽刺，人性的复杂探讨以及科波拉娴熟的镜头语言应用都是这个简单的故事散发着特别的魅力。
哈里·科尔（吉恩·哈克曼）是美国的一位窃听大师，窃听行业中的领军人物。这次他受雇去窃听一对正在广场上行走的恋人，窃听很成功，但在他交材料的时候出了意外。他发现被窃听的目标正是雇用他的公司老总的手下员工。这一发现让他陷入了复杂的内心斗争以及利弊权衡之中。故事由此发展。
在他进行内心斗争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便是哈里做的梦：弥漫的烟雾，压抑的环境，窃听的声音背景很好的表现了哈里内心的焦虑以及不安。他迷失了，看不清方向，不知道怎么做。但经过对自己一系列的拷问之后，他还是做出了摧毁录音带的决定，可惜最后事与愿违。正是“kill（杀掉）”这个字眼让他下定决心，这时人物表现出了更深一层的矛盾：他虽然做着窥探他人隐私的灰色工作，内心却又坚守着他自己的道德标准。他不想因为他提供的材料而给当事人带去除了失去隐私的额外伤害。这时他意识到只有他才能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他首先小心翼翼的询问了当事人接下来要面临情况。但他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他只好根据录音带提供的信息做出最后的努力。可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是个窃听者，偷窥者并不是执法者，结果他目睹了杀人的部分过程。此时我们可以通过哈里接近癫狂的表现以及镜头不同角度的切换看出，哈里的内心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他想去找老总理论，结果发现被杀害的是老总。这时他才意识到他被利用了。但面对这既成事实他也只能通过吹萨克斯来排解。
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曝光，并在美国社会持续发酵。在这一背景下《对话》这一看似不真实的故事却具有了很强的批判性与讽刺意味。影片虽不是直接表现“水门事件”但是从莫伦的言语中的旁敲侧击，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觉察到故事的针对性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影片中所谓的“监督及安全技术交流会”实质就是窃听设备的展销会，以及窃听者的交流大会。可见当时偷窥他人隐私的行为的猖狂，更有着像莫伦这样见钱眼开的偷窥者。似乎整个美国社会都遭受“信任危机”当时的美国完全就是个“窃听时代”。但是，所有的窃听者都像莫伦一样见钱眼开毫无道德底线吗？恰恰相反，哈里在看监控的时候，画面中闪过了一句不易被觉察的台词，是窃听设备的演示者的一句台词“这不是在助长犯罪而是在伸张正义。”这样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与当时政府大规模窃听行为密不可分，但正是司法部的委托让哈里的手上沾满鲜血。
在这一大背景下，带来便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崩溃。影片中也处处体现了这一细节。首先是哈里邻居祝他生日快乐并捎来生日礼物后哈里的追问。再到，他面对情人的提问表现出来的烦躁与不安。他无法信任他们。他害怕被抓到把柄。再到展销会上的show girl，哈里完全信任她。可是她却背叛了哈里，将录音带送到了哈里雇主的手里。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被科波拉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展现出来，更加发人深思。
金汉克曼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第一次看他的电影却不是他最著名的硬汉角色，而是个同性恋喜剧片《鸟笼》，他在里面饰演一个极其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一个严肃虚伪和功利的人物。在为那个直言有趣又风情万种的家庭主妇倾倒的时刻，汉克曼把已婚男人的软肋猛然被击中时所流露出的温情和殷勤表演的地道自然。得知那美妇竟是是同性恋男子身份后，他又把一个保守男人的懵懂表演的恰到好处。真是妙极了，以至于到后来看他的成名作《雌雄大盗》，我简直不能相信是一个人演的。他的硬汉和猛男角色到《法国关系》到达顶峰，那是个充满男性荷尔蒙的角色，只能属于汉克曼。随后他演的角色反派居多，逐渐单一化。倒是《超人》系列把反派和喜剧天才结合了起来。自成一路。总之，硬汉，喜剧，和反派几乎可以涵盖他所有的角色。
在科波拉的《对话》里，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汉克曼。他绝不是个硬汉。他是个监听专家，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的隐私，连去女友家都疑虑重重，提心吊胆。这也不是个反派角色，他做着监听别人的工作，同时还极力不想卷入谋杀和血腥。他的角色更和喜剧无缘。这个被剥夺了基本安全感的人，自己的一流监听技术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保密的。他的生活消失在别人的对话中。这个中年男子终日穿着一件劣质的单层雨衣，只有可怜一个词可以比较准确的描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