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的故事主要是两条线，一条是以张国立为代表的难民逃荒一线，另一条次要一些，是陈道明为代表的面对大饥荒的ZF一线。整个故事并不像经典的好莱坞叙事，按照开始发展高潮结尾这么一个逻辑来，而是一条道地往下走。面对天灾人祸，政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老百姓更没有。
主线就是讲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遭遇吃的问题，也就是生存问题的时候，是怎样一步一步逐渐放弃道德、放弃信仰、放弃荣辱、放弃廉耻、最终放弃人伦的过程。
这其中，不同的人物，坚守着不同的底限：张国立坚守的是祖宗香火，张默坚守的是相好（算不上爱），徐帆坚守的是贞洁、小女儿坚守的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到最后，除了张默以一种英雄式的死法捍卫了他所坚守的，其他人都在生存面前突破了他们的底限。而故事的结局，则以旁白的方式，告诉了大家，放弃了底限的，都活下来了。
这不仅让我想起不久前陈丹青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人在之前几百年的历史中创造出来的人生哲学就是：管你妈的，我先活下去再说。
问题就在于冯小刚是怎么一层层表现的，要表现放弃信仰，那就设置张涵予这么一个人物，给他专门安排故事，表现民众对上帝的怀疑。要表现放弃荣辱，那再安排冈村宁次这么一个场景，让日本人派发救济粮。要表现放弃廉耻，那安排一个卖身换米。这种硬加支线的叙述方式，过于简单粗暴，一来降低了故事的真实性，二来占用时间。
我不认为蒂姆罗宾斯这个人物的设置有什么必要性，我还觉得，张国立的妻子、儿媳妇的角色设置都白白浪费，成为过场。
本来冯小刚就不善于在单一场景内呈现大量信息，他大部分的戏，都只在两三人之间，以对话的方式发生。支线一多，时间被拉长，每个人物分配到的笔墨减少，就更不好展现人物随着逃荒的进行，粮食的减少，所产生的各种变化。除了花枝和小女儿，前后有对比能显现出人物的复杂性来，其他几个，尤其是张默和冯远征，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陈道明那一条线，有点杂，因为整一个集团中有上中下不同的阶层，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利益方。如果不怀好意地揣测一下，冯小刚这是借陈道明告诉当今的老百姓们，其实圣上是好的，是关心民众的，只是地方官员太坏，不仅隐瞒实情不报，还借国难发财，乡亲们要怪就怪他们。蒋委员长这个人物的塑造，和建党伟业中比较相似，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本圣人，环境使然。
在记录这一条线时，导演明显用了一个全知的上帝视角，但是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又以“我”的身份来叙述。“我”所能展现的，不应该只是难民逃荒这一系列的场景吗？“我”是怎么看到蒋委员长、李省长等一系列人物的？如果全知视角不可避免，那片头片尾“我”叙述的出现是否一定有存在的必要？我看不出来冯小刚这个设置的意图，是加强故事的真实性吗？
冯远征的死、小女儿的第一次接客、张涵予的前几次出场、范伟的每一次出场都在告诉大家，这是一部冯小刚的电影，冯小刚还和十年前一样，插科打诨，即使是在如此一个沉重的话题前面，在一个没有希望，没有高潮，情绪一直往下的剧情前面，依然能安排戏谑的场面。整部电影一直很惨，但没有起伏，煽不了情，催不了泪。
电影开头，在蒋介石的抗日讲话声音中，主创人员的字幕出现；电影结尾，又专门用字幕交代了蒋介石一九四九年退居台湾。这从一个侧面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就是失了民心。这与官方的答案没有区别，实际上也是最好的答案。但是对《一九四二》来说，
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是人性，政治，战争，还是历史？或许所有的东西都有，或许什么都没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为我们苦难的民族立了一座碑，碑的模样暂且不提，但碑文是精准的。电影实际上铺展了四条线索：灾民的逃荒经历是展现“是什么”，国民政府的应对是展现“为什么”，记者白修德是“问题的发现者”，传教士是“问题的追问者”。前两者是主线，后两者是辅线。如果再加上日本兵对灾民的态度，那便是五条线索，五个立场。电影对国民党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给了蒋介石一个让人敬又让人怜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