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1 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终极价值：
与传统主义相比，资本主义精神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其终极价值的模糊-无休止地追逐利润的精神，在尘世生活范围内似乎不具有合理性。而新教伦理的本质是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合理价值观，这种对来世灵魂归宿的关注，恰恰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终极价值，弥补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缺陷。宗教伦理和宗教群体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强大盟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并取代传统主义提供了发生上的原因。
2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致性：
在以下重要方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一致：
（1）对财富的态度。新教认为，财富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财富是如何获得和如何使用的。如果用不正当手段谋利，如果谋利最终是为了肉体享受，则财富便代表了一种罪恶；如果通过正当手段合理谋利，并用理性约束本能、节制消费，财富能够荣耀上帝，并作为灵魂获救的象征。这种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那种现身于经济活动、拼命工作、聚敛财富、节制享受、不断扩大投资，用财富衡量人的能力和道德的内在气质是完全一致的。
（2）对时间的态度。新教不允许消极无为、空耗时间，认为时间是无价之宝，损失时间就是损失为上帝增光的机会，浪费时间在原则上是最大的罪孽。这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注重效率的观念是相同的。
（3）对职业活动的态度。新教伦理笃信“自助者天助之”，倡导“恪尽职守、努力工作”的敬业精神。职业活动不仅是有效的禁欲手段，同时也是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不劳动者不食”这一宗教箴言无条件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必须完成上帝授予的“天职”。这同资本主义精神对那些尽职勤奋、埋头于工作的劳动者推崇的是完全一致的。
新教伦理在有关尘世活动的最重要问题上给资本主义精神以强大伦理支持，保护了一批具有强烈功利主义动机的理性经济人，把他们从传统主义加给他们的伪善、贪婪、冷酷等道德指责中解脱出来，使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活动获得了社会合法性。“新教伦理是现代经济人摇篮旁的守护者”
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历史关系：
（1）二者各自独立。新教伦理从属于宗教教义，是超世俗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则是指导人们经济行动的动机和规范，是世俗伦理。二者具有不同性质和不同起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两个独立因素，其结合也不体现着必然性，而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2）二者关系的历史变化。资本主义精神只是在崛起之初，必须借助新教伦理的支持以战胜强大的传统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已不再需要宗教的支持了。
该书的基本思路：
（1）韦伯的研究主题是欧美独具的普遍合理化趋势。他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出发，在社会行动层次上将资本主义定义为：在特定经济伦理驱动下的社会行动的结果、组织方式或社会形成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普遍形式合理化趋势的重要方面。
（2）从理解原则出发，韦伯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即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其特征是，理性地追求利润增值的做法被社会普遍接受，成为指导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伦理。
（3）韦伯考察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很相对立的传统主义。在经济活动中，传统主义仅仅以满足具体需求为目标。
（4）由于两种精神互相排斥、互相否定，因而仅仅用经济动机、物质利益、理性自身发展等因素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精神取代传统主义的历史过程。韦伯也由此转向对欧洲宗教的考察和比较。通过宗教比较，韦伯认为天主教伦理不仅不支持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对资本主义精神加以排斥和否定。天主教拒绝对非人格化的尘世活动给与伦理支持，它倡导修道院式的禁欲主义，听任传统主义统治世俗活动领域。新教伦理则给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以伦理支持，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帮助它战胜了传统主义。
韦伯从文化价值体系的角度揭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形成的发生奥秘。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篇，共七章。韦伯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字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对这种现象韦伯举了许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着重现在的物质享乐，但同时却又存在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惊人结合。这种结合使人们可以推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问题只能是：“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中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韦伯引证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分析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虽然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里，但这些话确实以近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奇特的伦理、一种精神气质。就是说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资本主义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都只出现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韦伯看来，几乎所有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种种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上自古希腊时代延续至今的民主代议制度，下至体现理性化灵魂的股票、支票、债券等商业化手段，无不反映了理性主义的特点。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传统。不同的文明形式产生各自独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发生在西欧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且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项研究。在书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该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回答各种批评。
实际上，在原文中要找到对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根本不可能。通读全章，却可以隐约感受到一种倾向或一种独特的“精神”文明：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同时与这样一个词语相联“天职”。我们可以在其它的文本中找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界定：“凡是在生产经济中，一群人的需要，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是通过企业的途径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就是资本主义。简言之，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从事资本核算的企业，即应用现代会计学，编制资产负债表，通过计算来控制生产效率的生产性企业，）。上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也许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但无疑可以抽取几个相当有概括性的关键词：理性、资本主义企业、资金核算、计算。可以说：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社会精神即韦伯所说的“个人或集体总的态度”或说“社会组织或个人态度问题”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是属于韦伯所界定的关于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中的一种：“伦理理性的行为”，这类社会行动可以根据行动所具有的对固有的自觉信仰来界定，如此，它是独立于任何功能动机的，仅仅受制于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标准。我想这一理想类型的定义无疑正是理解韦伯宗教社会最重要的钥匙。因为属于这一行动类型的人从事行动时“主观上常常认定行为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因此不会考虑行动的后果及完成行动的条件是否具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行动仅仅服务于他们的尊严、义务、美、信仰或是某件事情的重要性之信念，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不计任何后果、条件。虽然资本主义一经成熟，理性化充斥整个社会，人们便会抛弃上帝。正如《新教伦理》一书结尾时韦伯不无担心的那样：“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已从“价值理性行动”转变成“工具理性行动”时，韦伯悲哀地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铁笼里生活。”这便成了另外一个问题了，不是本篇所涉及的内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