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的当事人（以下简称A），被控参与有奖诈骗活动，这种活动是：在菜市场等处弄一张桌子，摆出免费抽奖的牌子，一、二等奖价值不低，但是奖池里根本没有，三等奖要花100到200左右购买一个磁力保健项圈（实际价值5元），诱骗老人等抽奖。A在其中充当托儿，结果该团伙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电视台去看守所采访这个团伙的成员，并做了期法制节目。之后便有很多人到公安机关报案称被这个团伙诈骗。（实际情况是，有不下十个团伙利用相似的手段进行诈骗，互相之间地盘划分严格，而受害人仅凭电视台报道了这个团伙，便认定是他们做的）。之后，检方指控他们进行了十起诈骗犯罪。在对卷宗进行了研究分析之后，我在庭上为A辩护，认可其中两起犯罪以及金额，对其他八起，分别以证据不足以及存在合理怀疑为辩护理由，其他几个辩护律师的思路与我大致如此，我们从奖池颜色、奖券的区别等等讲了一上午，下午开庭时，检方主动要求休庭并进行补充侦查。之后过了不久，检方挨个找到被告人，以减少其刑期的做法换取被告人认罪。最后，A获刑九个月，其在看守所已经羁押了七个月左右，过了两个月便释放了。
之前看新闻有一个故事，严格来说并不是律师本身的问题。最开始是一群人抓到了一个小偷，当然把小偷打得鼻青脸肿的，后来扭送公安机关，审讯，认罪，涉金较大开庭审理。结果小偷当庭翻供，说自己是被警察刑讯逼供的，那些抓小偷的人都是流氓，冤枉自己。之后法院委派辩护律师与小偷沟通，就事情本身来说，明显是小偷反咬一口，但是律师询问后发现不得了，这小偷是个老油子，审讯记录签字的时候小偷都要签署“同意”，但是小偷签字的时候同字前面多点了个勾，按理说是个人都觉得是污渍或者什么的，但是小偷硬说他写的就是“不同意”，而且本身警察与抓小偷的人也马虎了，本想着事情不大，所以证据什么的都没怎么好好保留记录，最后被钻了空子，小偷最后无罪释放。
2011年，我的当事人B因为会炒股，和C两人合作炒股，C出钱，B出技术进行操作，B承诺如果亏损了将用自己资金补足账户资金。到了2012年，B因亏损向账户里补充了20多万，但最终该账户仍亏损了40多万（不算补充的20多万）。之后，C要求B还钱，B给C打了一张欠条，同时C要求B就该张欠条提供房屋担保抵押。其后B的妻子找到我，问我怎么处理。我告知她：如果打了欠条，很可能引起对方以单纯的借贷关系起诉的情况，既然对方要求提供抵押，你们便以此为由跟对方协商，收回欠条重新定立一份借款合同。最后法院认为其无法证明借款事实，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维持。目前，C还可依我起草的合同起诉，但因C的律师在这个案件中认可了合伙事实，诉讼无非是对股票帐户清算，C至今未起诉。
我曾经做过一个专利的案子。 我代表被告，被告被原告认为侵犯了原告的专利权。我先代表被告向知识产权局提起了宣告被告专利权无效的程序，可惜，失败。起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又失败。但是，我坚信这个案件有问题，又上诉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我的观点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支持，最终赢了。但是，我知道这个案件中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这个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存在模糊之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我的观点。也许这叫扭转乾坤。
很简单，不可能。你的当事人后来放出来，或者你后来赢了，确定是你在庭审中扭转的？不是你的代理意见？不是其他因素？为什么，因为中国从来不当庭判决!还得请示领导，还得留出时间沟通和活动，可能法官一时还不明白。司法改革扯这么多，最重要的一条都没有改，要当庭判啊。你要说当庭判决不予离婚，我也没有办法。
办理的的算不上翻盘，是基于被告人翻供做出的无罪辩护（虽然俺知道无罪在华夏是8可能的），检察官第一次庭审神定气闲，第二次庭审火冒三丈。法官后来电话我去做被告人工作，被告人自然不肯认罪。判下来的2.5年，比检察院建议量刑的5年少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