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在年轻时代和许多青年诗人一样，“素来不热衷政治，而且恨不得同现实的生活不发生任何关联”。那个时候，他的诗歌通常以法国诗歌为榜样，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但是正如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英文版序言里所说：“现实永远不会让我长时间脱离一切。”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残酷事实深刻影响到米沃什的诗歌创作，使他断然放弃早期过于形式化的诗风，转而“以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人在激烈冲突世界中的暴露状况”，这最终在1980年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说米沃什在诗中还是以较为间接的方式去触及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被禁锢的头脑》则完全是在思辨的层面，展开对极权政治的探讨和批判。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诗人的身份和敏锐赋予这种社会观察以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而这种细致则立刻为这种观察赢得更接近于真理的复杂性。但它并不讨好，因为“羡慕苏联共产主义的人认为这本书极尽侮辱之能事，而反共分子们指责该书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怀疑作者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易于让人辨识的标签，没有气势汹汹颇具蛊惑力的狂热，但悖论的是，所有有识之士都会一眼看出其中秘藏着珍宝，难怪书一经出版即获得加缪和雅斯贝尔斯这两位重量级作家和学者的赞赏，后者还为本书的德文版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雅斯贝尔斯准确地将《被禁锢的头脑》概括为“一个带着大问题深入事实并意识到自身思想的人士的言论”，“他是作为一个深受触动的人，通过对于在恐怖中发生的事实的分析来发言的，这同样也显示出他具有追求正义、追求并非伪造的真理的精神”。
阿尔法的形象就要丰满得多，这是一位追求道德纯洁性的作家，这一点也使他很自然地追求格调上的纯洁，“他像将水蒸馏那样提炼自己的语句”，因而在二战之前出版的小说里，他就在关注悲剧性的道德冲突，更为可贵的是，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这使他的一切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被视作作家——公民的楷模。他以微笑面对一切苦难，他关心刚刚起步的作家，他在公众场合拒绝跟一个在华沙与德国人合作的作家握手。他的立场具有真正的人道主义特点。他坚决反对民族主义，但同时并没有共产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他既憎恶德国人也不喜欢苏联。和当时许多波兰作家一样，他也对波兰当时的现状不满，他迫切希望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并拥有一个人民的政府。
《被禁锢的头脑》是一本颇为庞杂的书，在作为核心的四个作家的精神肖像周围，还穿插着米沃什对波兰被奴役的历史的描述，对东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比较，对作为自欺欺人的面具的“凯特曼”的分析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亲历其中的见证者的视野而浸染着悲剧色彩。米沃什在书中忽而殚精竭虑忽而痛心疾首忽而冷嘲热讽，就像英勇的堂吉诃德，而他需要与之搏斗的巨大风车有两个，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苏联极权。在这本书写作三十年后，米沃什在美国加州撰写英文版序言时还强调：“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极权主义思潮制造出来的吸引力都还没有成为过去。
因为苏修在冷战中失败了。话说，美军解放某地，当地婴儿出生率骤然提高。当地洋和尚找美军驻军军官交涉，驻军军官说：“《圣经》说：‘去繁殖吧’。”洋和尚回答：“可是《圣经》没说‘繁殖完就走吧’。”
或许你可以想一下，当伊拉克，利比亚被美军“解放”后人民的处境，你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