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郭沫若的意见，始于郭沫若等人对鲁迅的攻击，他们认为鲁迅先生“不够革命”，尤其是创造社成仿吾、冯乃超等人，认为鲁迅先生没落了，代表的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不代表无产阶级。鲁迅因此对创造社这帮人很有意见，这意见也不是针对郭沫若一人，而是针对创造社，他撰文指出创造社文学理论的错误，创造社后来对鲁迅的攻击则掺杂了许多人身攻击，郭沫若身在创造社，自然是无可避免地参加了论战的。到了后来，鲁迅在“两个口号”的论战中，表明他对郭沫若的见解是认同的，郭沫若得知鲁迅的态度之后，非常感动，立刻反省自己，他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鲁迅“彻底钦佩”。还检讨了自己不应该没有见过鲁迅就去骂鲁迅的行为。不久之后，鲁迅先生去世，郭沫若闻此噩耗，连夜写了一篇悼文，紧接着又写了一篇《坠落了一个巨星》，给予鲁迅非常高的评价，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很多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便是新文学运动的干将，两人曾交情很好，互相赞美，但是在五四运动结束之后，两人开始有了小缝隙。鲁迅之骂胡适，一是因为1922年胡适去见溥仪的时候，称呼溥仪为“皇上”。在1932年，宋庆龄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本来也是这个同盟的北平分会主席，结果他不但不支持同盟，还认为上海分会转给他的两封关于监狱打人的检举信是捏造的。他的言论，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宋庆龄和蔡元培要求他更正，他也不予理睬。到后来，同盟的杨杏佛被特务在上海暗杀，胡适居然不发一词。而这位杨杏佛，曾是胡适的学生和朋友，胡适性格中无情的一面，展露无疑了。
梁实秋是鲁迅的主要论敌，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是批判梁实秋的。梁实秋与鲁迅两人的根本分歧在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从中也可看出两人世界观、价值观的根本不同。近百年过去，我们不再评论两位老先生孰是孰非，但毋庸讳言，经过这次论战后，梁实秋成为左翼作家攻击的靶子，以至于1949年后在大陆遭到几十年的口诛笔伐。其实凭良心而论，梁实秋是一位善良、宽容、博学的学者，他的文字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非常耐读，其中尤以《雅舍小品》为妙。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在重庆北碚梁实秋故居雅舍所拍。
徐志摩与鲁迅先生的龃龉，始于鲁迅先生对徐志摩的诗风不喜，不过那时还没有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但是后来在鲁迅和陈西滢的斗争中，徐志摩和陈西滢在《晨报副刊》弄了个“攻周专刊”，把鲁迅骂了一顿，后来李四光也参与进来骂鲁迅，在鲁迅还没有来得及还击的时候，徐志摩就拉偏架，让双方“带住”，鲁迅又没有骂人，怎么就叫人家带住呢？何况徐志摩本人也是攻击者，居然还能装作和事老，鲁迅自然不会就这样“带住”，第二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还击这三个人，文章名曰《我还不能带住》。
杨荫榆并非有人认为的柔弱女子，与此相反，她在开除六名学生之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暴烈学生之感言》，以婆婆自居，把学生比作一群童养媳，激起鲁迅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与其他六位教授，发表《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坚决支持学生。与之相对，陈西滢将女师大比作“臭茅厕”，鲁迅则飞快地予以反击，陈西滢又说鲁迅与同籍文人拉帮结派，鲁迅还击说陈西滢也和杨荫榆同籍——如此种种，陈西滢挑事又骂不过，最后写信给徐志摩哭诉。
梁实秋和鲁迅之间因为“文学是否有阶级性”争论过。梁实秋说鲁迅是资本主义的走后，说自己就算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也不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不像那谁谁谁腆着脸去领卢布。鲁迅怼人确实有一套，顺着梁实秋的话就说“有些走狗，因为是资本家养过的，但是没有家，饿的精瘦，成了没人要的野狗，依旧习惯见了穷人就吠，见了资本家就摇尾巴”。从此梁实秋就被扣上了“资本家的走狗”这么一顶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