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郭沫若在我心里是个高山仰止的人物，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的造诣，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是令人敬佩的。他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被敌人指责是“为匪张目”。但也受到我党的高度重视，成为全党整风文件，成为我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借鉴。我们对郭沫若的评价，应本着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原则，要考虑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分清主流和支流，可以进行学术的商榷，阐述各自对具体问题的观点，但不应进行攻击谩骂。
郭沫若论为人，是有种性格悲剧色彩的，导致他的言行也多有不让人佩服之处。这一点，无需讳言。而我的观感，可能与大众有所不同，以为若“责备贤者”起来，他最大的问题，也最该受些诋苛的，并不是在于政治和男女方面，而是性情懦弱，一贯地明哲保身，一般大家所谓的风骨嶙峋，他确实不及。鲁迅般的刚烈气节，顾准式的受难意识，甚至是郁达夫那样的实诚坦荡，作为并世名人、文人同类、左翼同仁，他是始终都缺乏的。但是，以此为代价，他作出的学问和成就，又确实是高高山顶立，罕有人及的。
郭沫若的金石学研究，长时间处于国内学术研究领域的前沿，若按今天的标准来论述的话，可以评上长江学者了。考古学研究，差不多也是如此，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也不弱。从这些角度来看，郭沫若的古史研究、金石学研究没什么可指摘的。至于文学创作，长久以来我国现当代文学界有“郭鲁茅巴老曹”之并称，即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其地位就不多说了。至于盛传有些诗作，现在看来，有些不是郭的，有些是应景之作。
我们看到，郭沫若即便晚年写了一大堆歌功颂德的诗词，但是比起他的著作《女神》、《星空》来说，那些诗词就是打油诗，保命用的。而且即便在那个相互构陷的年代，郭沫若何曾构陷过任何一个同僚？在这点上，我们真的不应该批评郭沫若，毕竟玉碎真的容易，瓦全比玉碎难多了；而在动荡年代，靠打嘴炮就能保留读书种子，老郭是真天才。
他早年研究甲骨文、金文，并有着较高的建树。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古代中国起源做出了论证，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同时他对于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发展也有着带动作用。对他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对于个人问题和节操问题，这种问题属于小道问题，不算是对其一生的评判标准。不能因为他生活作风问题就抹杀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曾经人云亦云的认为郭沫若人品低下，屈从权贵。但刚才看了一篇报导后，改变了看法：他确实苟且的写过许多歌功诵德的诗歌，似乎没有风骨。可是在那个年代，他可曾害过一人？写过谁的大小字报？整过谁的黑材料？他苟且的背后，难道不是另一种风骨？时过境迁，我们与其把目光锁定在他的苟且上，不如去凝视那个时代。我相信当正义只有一个角度时，神圣也会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