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根据犯罪嫌疑人自动供述，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埋尸地点，破获了案件，但是，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忘了念米兰达警告。为了维护程序正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要被排除，由供述获得的尸体等物证也要排除。但是，实际上不会这样，这样轻微的损害程序正义不应该成为放纵杀人犯罪分子的理由，实质正义没有必要为轻微的程序正义损害牺牲太多。
警察用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对其进行威胁取得了供述，同样破案了，这样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要排除，因为程序正义的损失太大，以至于警察为了破案如法炮制，普通人的实质权利可能受到损害，所以即使本案实质正义被牺牲了，也是必要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就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取证手段严重违法的排除，取证手段有瑕疵的可以补全。比如在犯罪嫌疑人身上搜到1包毒品，提交法庭的时候有物证毒品，而没有现场做扣押笔录，无法证明是否栽赃，这就是违法取证，要排除了。又如在犯罪分子身上搜到2包毒品，提交法庭的物证是2包，而现场扣押笔录记载的是1包，那检察官就要进一步调查啊，以往警察出个盖章的情况说明，现在不行了，就要申请警察出庭作证了，而且光有警察证言也不行，可能还要有其他证据印证，否则这一包毒品也要排除。即使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也经历过权衡和不同的倾向，沃伦法院时期强调程序正义，个人权利，伦奎斯特法院时期进行反方向的平衡。
一直存在争论的著名难题，更能说明这种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权衡是必要的：一个恐怖分子在城市按了炸弹要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你抓到了这个恐怖分子，你可以用拷打的方法逼他交代炸弹在哪吗你可以用拷打恐怖分子女儿的办法逼他交代炸弹在哪吗？
我大学时候的我的民法老师张俊说过一句话：“学了法律还遵守法律，那是很傻的。”当时只是做一个笑话来听。直到回答这个问题，才想到，这根本不是一个笑话，这是一句大实话，也是一句政治正确的话。法律人都是想“违法”的。律师无非是要告诉法官，我的客户虽然违法了，但是法律不该适用在他这个情况上，必须要建立exception来把他的行为合法化。
法官也是一样，在现有法律的适用明显有偏颇的时候，会建立exception来限制现有法律的适用范围。法律人的梦想都是超越法的界线，改变法律，对法律进行微调，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赢案子没什么牛逼的，能推翻一个老的doctrine，建立了哪怕一个适用范围很窄的exception，这才最有成就感。但你会发现，下班以后，主张遵纪守法，主张程序正义的也是这帮人。我们为何如此神经。
我觉得你设身处地地站在法官的角度上想，你是没有办法很轻松的眼睁睁就看着X就这么被陪审团因为证据不足判无罪的。首先警察就不干啦，“你在跟我搞笑吗，你是让我看到可疑人物先不抓住他，先花几个小时去申请搜查令？我回来之后人花花都没有了！那我以后我看到可疑人物我就不管了哦”。然后就是学生们，想象听到一个新闻“那天有个人带了一把枪到学校来说要把Y崩了”“啊好可怕，这人抓起来了吗？”“抓了，又放回来了”……作为一个学生我表示，你把这么一个用枪解决事情的人无罪释放让他欢乐地回归校园，很可怕的好吗？法官不需要保证警察行动的authority吗法官不关心学生的安全吗？不，他非常关心。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有动力去做出后一种选择的。
程序公平是结果公平的前提。就好比一个博士偷了钱，应该依法承担偷盗所对应的责任，而不应被剥夺其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