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四个钟头来看一场谋杀 如果仅仅是一宗谋杀案，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在每个都市报的某个角落里的一条豆腐块新闻常有露出。如果放在10年前都市报火红时期，或者可以成为一条案件特稿，写一下少年的迷茫和冲动。 但这部电影恰恰用了这个最平淡无奇的名字藏起了它的雄心，杀人只是影片的一个情节，电影多方面描述了国民政府迁台后，大陆人来到台湾后整个阶层的变化。一方面他们因为成为难民而被台湾接纳，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讨厌和嘲弄这个避难所，因为唯有此，他们心中真正的家园才不会覆灭。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来到台湾的孩子们更加没有归属感。不仅仅是对动荡的世界，对家庭如是，对所属的帮派也如此。 电影的开篇就是描述这种没有归属感的生活，父母都是公务人员，尽管母亲因为逃离大陆的时候把文凭丢掉了，不得不成为临时聘用的老师。但父亲还是响当当的公务员，家里面五个孩子，三女两男。大姐品学皆优准备出国，二姐成了基督徒，二哥不怎么吭气，成绩一般，但台球玩的好，小妹天天为没有合适的裙子而发愁，主人公小四刚刚中考落榜，不得不进入了建中的夜间部。电影很快就进入了主题，少年的迷茫，暴力和无耻。这些少年是谁的疤？导演杨德昌努力把这个揭开，是台湾社会无法愈合的伤口。 从上海逃到台湾，本来郎才女貌的小四父母如今倾家荡产，尽管外出时母亲还是会穿上精美的旗袍，戴上老师送的表，但回到家，儿子睡在橱柜里，厨房的刀具随意放在水池上，一切都是临时的，大家都没有做长久的打算。
相信国民政府的难民，无法适应这种生活。当权者给他们的所有承诺他们像信念一样记在心上，他们一方面不断在给自己灌输要反攻大陆，要回到家乡。另一方面也必须这样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以此安慰自己不是个口是心非的人。 但事实上，在眼前，他们什么都靠不上，一切都毫无没有安全感。小四的父亲被国家秘密部门带走训话，莫名的走，莫名的放。回到家，妻子讲出了自己的猜测，会不会是朋友的告密，他生气了，骂走了妻子。 但随后他后悔追了出去，和妻子在屋前相拥而泣。 电影的高明之处就是并没有说出妻子的猜测是真是假，在那个压抑的时代，人人自危，一个知识分子的痛苦并不是被人出卖，而是心中已经无法相信任何人，任何信念、任何值得相信的东西。
来台的成年人同样如此，门口卖馒头包子的被称为班长，可见是一个军旅出身，每天晚上固定骑着自行车卖馒头包子，别人嘲笑他，卖这些东西能买房子娶媳妇吗？他何尝想在此买房子娶媳妇呢，无非苟活于乱世，等待回家，有了恒产的商店店主又怎样，怎天酩酊大醉，一切都看不顺眼。身为知识分子的小四的父母呢，他们朋友汪先生汪先生劝小四的父亲“趁现在给自己做点长久的打算，读书的那一套，老早就该丢掉。” 没错，汪先生是像扎根在土地里的爬山虎，遇树爬树，遮天蔽日，他们既不是洞彻真相，也不是随波逐流，他们只是相信政权会变，家乡会变，但生活这点苟且是不会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