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周浩的片子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他不想做到“告诉你”，只想做到“让你看到”。或者说，他的片子最精彩之处，就是“无立场”，就是“混沌”。没有旁白，没有配乐，鲜少对采访对象提问。他就像一只苍蝇一样，在旁边沉默地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标签化的中国。我们每人似乎对热点问题都能立马表明自己的预设立场。然而仔细思考，这些立场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其中个人经历、媒体报道、甚至来自别人的立场各占多少？谁又能百分之百相信自己的立场就是完美的？然而似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立场就是完美的。于是今天的事情变成了这样：拥有立场很容易，看清立场背后的事件本质却那么困难。于是周浩做了一件简单的事情，即尽量去纪录、还原事件本来的样子。他选择的都是热点痛点中的人，政府官员、医生护士、派出所民警、瘾君子等等。那些在新闻中被标签化的人物在他的镜头中被摘去了固化标签，真正生活了起来。于是你会看到：善于强拆的市长却总是每天4点半起床工作，还在家门口为上访群众批复意见；毒贩瘾君子偷抢拐骗无恶不作，但在被朋友监督着戒毒时像小学生一样认错；县委书记在上任的车里春光满面，但不时会像愤青一样用脏话吐槽“体制问题”。周浩的这一点做的非常好：把事件呈现给你，是非由你自己评判。最好的纪录片莫过于此：一千个人看过后却又一千种意见，就像人们对真实的事件本身一样。
从《高三》开始，几乎看完了他所有的纪录片。喜欢纪录片的原因就是它是真实的生活，而电影则高于了生活。有时看到凌晨摆烧烤摊的小贩收摊离去，我都会想，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晚上住哪里，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晚上十点坐车从杨浦大桥从浦西到浦东，看着浦江两岸写字楼里格子间加班的人群，我也会好奇，他们在忙什么？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而周浩的纪录片，满足了我的所有幻想，让我看到了不同人的生活。通过他的作品可以了解到各行各业、不同人的生活状态，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从高三学生到警察、毒贩、医生，从去新疆摘棉花的农民到省会城市市长。就像周浩自己说的那样：“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纪录片，最大的快乐还是在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这种过程。这种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生命的厚度得以增加，而且我们也希望看我们片子的人，能够从片子里面吸取他们所要的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对其他人的生活方式有兴趣，然后我们开始介入别人的生活，然后也把我们所经历的故事，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周浩导演参加完在波士顿的电影节，上周受邀把《棉花》和《大同》两部片子也带到了伯克利，我很幸运也有机会和周导有了合计一天半的交流接触。因为现在这个问题下的回答基本都是从电影内容出发的，所以觉得有必要补充下电影之外的东西，同时也算是这个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经历的总结吧。 周导自己最经常提到的一个比喻是，好的纪录片是自己长出来的。当我们问他对《舌尖上的中国》一类的片子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这是一个很模式化的东西，其内容板块都是提前编纂好的，只是寻找固定素材去填充这个模版而已。同时他也很不喜欢《海豚湾》这部片子（201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因为这部电影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作为纪录片却没有提到很重要的第三方角度，即日本人到底为什么喜欢吃海豚肉。用导演自己的话说“杀海豚和杀猪本来是没有区别的嘛。”虽然这种话在美国应该是相当政治不正确的（现场的译者也确实没有将这句话翻译成英文），但仔细想想纪录片导演可能就是需要这一种不带任何偏见和立场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事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