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京剧翻译只着重翻译京剧故事的大纲，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了一些比较完全的英语译本。哈佛大学学者卞赵如兰（Chao Julan Pian）在其“西方对于京剧研究的情况”（1987）一文中指出，在京剧英译方面，美国学者斯科特（A.C.Scott）的贡献最大。在他的京剧英译本中，斯科特总是尽量把舞台上一切动作、音乐效果都表示出来。赵如兰本人也是京剧英译的实践者，她根据京剧演出的录音翻译了三出戏《打渔杀家》、《捉放曹》、《苏三起解》。斯科特和赵如兰在京剧英译理论方面，并没有专门论著深入研究分析，只能从其译作看出其英译观念是非常重视译文的可表演性，重视京剧英译的演出维度。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魏莉莎(Elezabeth Ann Wichmann)的“在国外演出京剧的翻译与导演工作”（1987）一文以“可演出性”为标准，探讨了京剧《凤还巢》的翻译。在翻译程序上，魏莉莎认为，京剧英译应以演出为目的，译者可以首先起草一份注释性的、文字上的（或称逐词直译的）译文。魏莉莎认为，在翻译对白、上下场的诗句和唱词的过程中，要将重点放在表演上，使英文本尽可能合乎京剧的唱念风格，要反复聆听该剧的原唱录音，译文中的每段唱腔及道白，必须跟演出磁带的唱念风格尽可能接近。对于对白的翻译，有些台词需要加以解释才能让外国观众明白，对于戏剧观众来说，他们只有一次机会听到并理解剧中的每一句台词，因此那些必要的解释，过去可以把它放在节目单里或成为译本的脚注，现在则必须同英文的演出剧本中的道白结合起来——即把这样的内容嵌入道白中，尽管这样会使得道白太长，也不得不如此。对于京剧对白翻译，大部分京剧剧作的原本对白中都有大量古文和土话。英语并不具备这种界限分明的语言品类的选择。
中美建交后，为了两国文化交流，1979年来了一批美国学者，其中有个女子叫伊丽莎白，是夏威夷大学戏剧博士，来到中国后，取了个中文名叫魏莉莎。然后师从沈小梅（梅兰芳的徒弟）学习京剧，1980年首演剧目《贵妃醉酒》，成了第一个“洋”贵妃，轰动世界。这八部戏全都是魏莉莎一人翻译导演的，她现在是夏威夷大学戏剧学院的老师，也有中国的老师在那边一起钻研指导，学京剧的不仅是华裔，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她有个学生，美国人，那个小哥中文名叫上官淡，他主攻的不是小生，是男旦，他说他很佩服那些中国戏曲中的女性角色，希望能演绎，他之前学的中国琵琶民乐，没接触过戏曲，正在努力学习中，好像学的也不错的样子。
这种实验，已经有N位前辈试验过了。我觉得效果有限，甚至因为在转译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韵味，起了反效果。毕竟京剧有如今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到了一个地方就改为当地的语言或方言，反倒是爱好者主动了解京剧的唱腔和台词。齐啸云先生是我国用英语演唱京剧的“第一人”，在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改编的原创京剧《奥赛罗》中，她使用英语进行演唱并大获成功；她还曾用英语演唱中国传统名剧《赤桑镇》、《铡美案》、《除三害》等，并将希腊名剧《巴凯》翻译、改编成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