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无法创造更多新工作岗位的背景下，一个最最普通的职业，都是全家的经济支柱，需要千辛万苦的保住它。在《两天一夜》里，玛丽昂·歌迪亚饰演的桑德拉，花了整整一个周末，一个个去说服同事们，试图挽回自己的饭碗。而这一切，却要他们每个人都付出1000欧元的代价。这就像是一个即直接又纠结的闯关游戏，桑德拉必须收集16个同事中超过半数的支持票，才能回到这个集体之中，而达内兄弟的老搭档奥利维耶·古梅，则成了这个“民主”游戏中一直隐藏的反派Boss。整个寻访过程充满了不可知性，观众的心理也随着歌迪亚的一次次敲门，坐起了“过山车”。
上一秒得到的理解和支持，下一秒就可能是冷漠的拒绝，不要说刚从抑郁症中康复的女主角，就是普通人也很难承受这一系列心理落差的考验。达内兄弟多年来的纪录片功底在影片中又一次显露无遗，大量的跟拍镜头，手持摄影和中近景，让观众即感觉不到摄像机的存在，又能如好友般站在歌迪亚身边，体会她内心细微的情感起伏。歌迪亚对同事的十余次拜访，就像是十余次采访，达内兄弟精心设计的路线，逻辑，甚至于调度和构图，都被表演巧妙的盖过，几乎察觉不到构建的痕迹。这些采访，搭建出一幅欧洲中小企业的“员工全景图”，人物寥寥数语，不求丰满，只求最大范围的凸显其代表性。曾受过桑德拉恩惠的男同事，动手的父子，分手的女同事，瞒着妻子偷偷打工的阿拉伯裔…都不过是刚刚跨过最低收入线的阶层，那1000欧元的奖金，对他们不可谓不重要。除了这些白描，达内还为影片留下了两处最关键的伏笔：其一是桑德拉药不离口的习惯，铺垫了全片最具戏剧性的自杀一幕，被无微不至的丈夫和无私的女同事悄然化解。另一个则是更为现实的悲哀：既然老板同意留下桑德拉，就难以与另一个签“定期合同”的员工续约，也就是变相解雇了仗义的黑人小伙，那个更接近于贫困线和失业线的最弱者。
一个词反复从桑德拉口中脱出——“可怜”——她是一个可怜的人，需要得到别人的怜悯，但同时她又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两者交互决定了她处境的艰难。
从一开始，这种处境就以打破睡眠的一个电话降临。她有点猝不及防，无论是在女友陪同下去与老板交涉（木然呆滞），还是为游说工友下最后的决心（在丈夫鼓励和安排下），她都有点不知所措。但摆在面前的生存问题让她不得不选择迎难而上。这两条线在影片中不断交织，构成了表层叙述下的潜在层面，直至先前强势的一方被另一方击败。表层叙述的机械（一次次的寻访，说服）恰与潜在心理层面的丰富形成对照：从开始电话里的犹豫到面对面的交涉，桑德拉如此一步步走出自我意识的阴影同时又被失败所笼罩，不会是一帆风顺，这是自然的。她不断意识到这是一种哀求的行为，并且认为即便得到了工作，工友也将对她另眼相看，反思的后果就是在一次游说失败后企图吞下药品自杀以解脱加在自己身上的“命运”。但那位女工友的意外来访又推倒了绝望，或者部分也出自是对死亡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