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实验话剧，无非是两种担心：一种是太实验看不懂被人瞧不起，一种是太不实验看懂了觉得钱没花值。也就是说在观看实验戏剧方面，不敢说大部分人，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不那么专业的观剧者可能会在“实验”上花的心思比“戏剧”上还大，会时不时的思索舞台设计和台词的深意、揣摩导演和编剧的想法，期望自己的品味尽快地专业起来。担心慢慢变成期许，希望看到似懂非懂的东西让自己有信心且有收获。
《朦胧中所见的生活》大概是属于后一种，比起一般的实验戏剧增加了许多现实主义色彩，尽管不能抓取到编剧和导演的所有意图，或是有更深一步的思考，但是起码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带回家琢磨。这种安排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在学生时代零零碎碎看到过的实验话剧中，我怀着深深的憎恶的就是实验性已经强过戏剧性、整个剧场里除了铁嘴钢牙的编剧和导演，连演员都不知道自己的在演什么的国产作品。在实验剧中试图讲个故事的善意和勇气，就仿佛在主旋律作品中加入意识流和制造间离效果，尽管可能不令人百分之百满意，但是值得钦佩。
回到戏剧本身，原著两部小说中《切尔卡什》是从我们童年起就会涉及到的作品名字，被带上“流浪汉文学代表作”云云诸多光环，但是现在想找一个中文译本难上加难。 《老人与酒》倒是容易得多，两个故事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只有两个主要人物，场景都比较单纯。依此，2+2=3拼成一个故事的尝试也挺有趣。而整体立意又来自于墨西哥诗人奥特塔维奥·帕斯，按照导演的说法，“是想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发现人与自我的关系”。
这种尝试是哲学性的，也就是消解人的自我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边界，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自我的存在，以对自己的社会性的探索作为罗盘最终找到“我自己”，让存在和坚持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故事既不是说小偷、也不是说拆迁，而是说“通过某种社会行为找到自己存在的支点。”
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老梁还是老邱全都是病态的、迷茫的，需要通过非常强烈的外化来把个人的存在合理化。甫一开始，老梁提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为了不剧透这里只聊一个——“好坏人”。对于好人来讲，一个“好坏人”的分类毫无价值，但是对于老梁则是生死攸关。他可以逃离社会生活来逃避直接的社会认同，但是他仍然需要面对自我认同，可惜这个“好坏人”还是没能说服他自己继续生活。这个意象和许多其他的内容解释了老梁貌似不合理的行为以及对残酷世界、城市生活的指摘。这个中年男人不认同自己的存在方式，觉得在不合理的生活中丢失了自己，于是选择通过对第三者行善来平衡这种不适，即用对小白的说教、冲突和帮助来治疗自己。
而同样，老邱的坚守也有着一种希腊式悲剧的意义，但是这个故事里没有英雄，只有命运。他对故居和过去有着深深地喜欢和厌恶，可老屋又是自己存在和生活过的唯一证明，他不愿意面对过去，又不肯离开过去，因为过去是他仅存的财产和诅咒。
年轻人小白的角色存则是较为暧昧。很明显，他是《切尔卡什》里的破产农民加弗里拉，同时也是《老人与酒》里的民警小王。这两人在原著故事中都扮演的是反应者的角色，而在这部作品里他同时扮演了串联两个故事的线索。相比之下，农民的反应主动而激烈，是事件的参与者，而小王存在在故事里主要是为了守住“此在”来安慰自己，是一个稍显被动敷衍的男二号。但是两个人的气质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要想突出一个并且保持到终场，必然会消解另一个的性格特质。对比来说，加弗里拉的反应个人感觉可能作品本来的安排是加弗列拉淡出同时民警小王悄悄淡入，但是整体看下来破产农民还是遗憾的留到了最后。其实作为实验剧，完全可以用同一组演员以新的身份做一个第二幕演出，这样制造的化学反应也许比强行接续更有趣。
整个剧情撑得很满，从里面可以看到编剧和导演的诚意，有完整故事、形而上或是联系当前社会现实的思辨乃至时不时跳进跳出的笑话，对于一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话剧不可谓野心不大。但是值得担心的是这两个故事讲了三个边缘人的命运，又没有舍得真正操起屠刀留下其中任何一人的病态和丑恶，把所有的矛盾都留给了舞台之外的“他人”，很容易模糊焦点，让整个剧变成反对欺压弱势群体的大喇叭。我相信在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一定会有观众回到家告诉自己的身边的人，这是一部讲述侠盗和反拆迁的时装剧，这样可能就让整个观剧变得失焦了。
晚上去人艺实验看了班赞导演范党辉编剧的《朦胧中所见的生活》，看得我一肚子火，不吐不快（对对对镇泽就是要当个大喷子）。后半部有剧透不喜误入。
这是“向人艺现实主义致敬”的一个剧，我承认这个剧排得很现实主义，但我实在是不喜欢现实主义。从具体来说，我觉得现实主义的剧情和表现手法缺少一种张力，缺少那种意识领域的“纵深”，演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观众很被动，无法展开进一步的联想，更毋论深一步的思考；从潮流来看，现实主义恐怕不是当今戏剧排演的主流，至少这么纯的现实主义怕是少见了——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就应该用二十一世纪的戏剧理论来排演戏剧，每个时代自有每个时代的戏剧，盲目尊古，何谈“实验”。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舞台效果，尤其是颇有出戏的几次“下雨”，还是给沉闷剧情带来了一点轻松；风铃和饮水机桶的伴奏是两个很先锋的因素，大概多少体现了一点该剧的“实验性”吧。
张万昆老师和韩涵老师的表演没有问题，很精彩，尤其是韩老师踢踹的几个动作；台词拖拖拉拉只能怪“现实主义”，不是演员的错；小男生就那么回事吧，颜值不算高，嗓音不算好，马马虎虎；班导打了个酱油，没啥戏份；最后用帕斯的同名诗歌作曲的四重唱，因为小剧场没话筒效果不给力。
好了，最重要的部分要开始了，我要喷编剧！你看看你写的是个什么本子？上半场，刚进城小青年不愿帮进城多年的盗贼大哥望风被大哥又操又打，然后大哥被小青年暗算负伤离开继续在城市漂泊；小青年偶遇城郊钉子户退伍老大爷，老大爷和他喝茅台对诗谈论暴力抗拆迁。好好好我知道，上半场的大哥是离开农村却没有融入城市的一批人，下半场的大爷是死活不离开农村拒绝融入城市（甚至现代社会）的一批人，小青年又想回家娶老婆、又想在城市里扎根，是那摇摆彷徨的一批人。对，他们都是小人物。
不过编剧好像醉翁之意不在酒，阴风化雨润无声——剧情和台词有极强的暗示性，暗示：大哥走上歧途是被逼无奈，大爷暴力抗拆是英雄之举。为什么？因为贪官横行大哥就有借口盗窃为生？因为故土难离大爷就有权利违抗国法？或者说，他们作为小人物所做的这些，应该得到我们的“理解”或者“同情”？
我最大的愤怒就是编剧的重点不是在思考时代下的人性，而是在用“人性”批判这个时代——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拆迁不好，安土重迁的小农主义万万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老子不搬不搬就是不搬！这什么鬼逻辑啊。
拆迁，就是典型的发展的过程，是新楼房取代旧平房、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积极的事物（对，我就是要用马克思观点来批判你，你咬我啊），不能因为拆迁过程发生了侵害，就否定拆迁的积极的历史价值和巨大的时代意义。
这和斗地主这个事是一样的。一提共产党斗地主，右派就说，啊我们老家的地主都是好人啊，从来不打骂我们啊。这不是笑话吗。且不说地主到底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共产党斗地主，关键不是因为地主是“坏人”，而是因为地主代表了旧的生产方式、落后的生产方式，斗的不是一两个好人坏人，而是这整个落后的阶级。为啥落后？因为他垄断土地资源却不能进行有效的规模生产，聚集巨大资金却不转投到工商业振兴民族，把大量的人口禁锢在土地上不能提供战斗兵源，所以要斗，要消灭这个阶级。
《朦胧》编剧的逻辑就是，地主是好人，所以不能斗。这斗不斗和好人不好人没啥关系。摊手。编剧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部剧不是对小人物“人性的思考”，而是借小人物之口来控诉这个“灭绝人性”的社会和时代，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表达方式。希望我理解得不对。我是最关心最善待最愿意为小人物树碑立传打抱不平的一个人，但我不愿意看到拿小人物的卑微、凄惨来攻击时代前进的正确方向。
最后回到现实主义。现在文艺界有一股子风潮，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特别喜欢从外国引进个剧本整个导演，文艺批评非要套外国的理论才算是“科学”，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恐怕要警惕了。虽然现在文艺的话语权在欧美，但不代表一切外来的都优秀，一切本土的、传统的都要打倒。希望人艺把这种现实主义坚持下去，就算全中国的戏剧都在搞先锋搞荒诞搞意识流搞表现主义搞抽象派，人艺永远是敢说话的现实主义——虽然失掉了我这个崇洋媚外的观众，但足堪为泱泱大国的文艺风骨。
也许，这也是现实主义“实验”排演的意义所在吧。
看这剧名多么诗意，朦胧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在直观感受上那一定也是模糊的、混沌的、诗意的。而生活呢？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更无须对它的本质一探究竟。就这样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恐怕才是正解。即便你还有什么别的新奇的想法，那也无出其右。至少我看到话剧海报后是这样想象的，再配上海报上那幅色调柔和发灰，充满印象派风格的画作（其实到底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求科普），我的思维就此固定住了。但是剧场的布景却不是这样告诉我的。坍塌的城垣、破败的天花板、破旧的沙发，一切都不是朦胧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的荒凉。
不想去再做猜想，趁着好戏还未开演，再翻看手中的海报，发现剧名竟是用爨宝子体写成的。而且越看越是觉得有意思。《爨宝子碑》是方正、朴实、肃穆、浑厚的格调，既有险峻恣肆之处，也有天真奇妙之态。但朦胧生活的气质似乎和《爨宝子碑》的意态表达恰恰相反。矛盾体存在的本身就极富深意。
再看看四位主演，觉得的很奇怪，四个大男人能有一出怎样的戏剧呢？宣传册页上的演员照片都是一身黑T。除了张万昆先生略有了解，其他人感觉也就是个脸儿熟，不过人艺的戏一般都不用喝咖啡提神儿，我也就安心地坐在座位上了。
《朦胧中所见的生活》根据高尔基短篇小说《切尔卡什》和李师江短篇小说《老人与酒》改编。所以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梁哥和小白之间的故事是由《切尔卡什》改编，小白和老邱的故事则由《老人与酒》改编而来。茅台酒的出现自然地让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而且曾经读过李师江的长篇《中文系》，所以那种本土小说的贴合感很自然地生发了。
起初，老邱还没出来，黑匣子里由远及近地传来胡蝶的《抗战歌》，脑子里飞快地思考着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民国？抗战？还是现代？可是老邱身着破旧军大衣的即视感又把我拉回到了现实，呼啦啦走了一遭还是傻傻分不清楚，无奈，继续看下去。身为窃贼的梁哥大踏步上场，才知道这破败的所在原来是拆迁工地现场，天花板上袒露的钢筋述说着夜的寂静，淅淅沥沥的小雨打破了黑夜的死寂。老梁与小白的博弈是游走在城市边缘的故事，其实这一切的发生看似是城市抛弃了他们，实际是他们背叛了家乡。到最后以为自己一往无前，实则遍体鳞伤，害怕被周遭抛弃，也无法获得认同感，于是只能走上了下坡路。
转过头看第二段故事《老人与酒》，这故事总觉得似曾相识，其实是人们总爱在酒精的作用下感发抒怀。尤其是那些经历过风霜雨雪，自觉阅人无数的老男人们。不过酒真是个好东西，他让人敢于说出人们内心的不同，敢于正视自己过往的蹉跎岁月。即便是一个因为拆迁而过度紧张，也许是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他所说的一切也并非信口开河。正像是冯远征在微电影《百花深处》中饰演的那个老头，一样地固执与倔强。然而这对话中没有娓娓道来，也没有悉心倾听，有的是草芥呐喊的狂热与小人物的挣扎和彷徨。一杯酒，让人卸下面具，真实地面对自己。一盏灯，让人找到方向，认清迷途的自我。他们不是别人，正是一个个与生活搏斗的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