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正在读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电影笔记《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伊朗的电影生存境遇似乎跟我们有相似之处，但是更多的还是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两个国家的艺术电影虽然面临着相似困境，却做出了不一样的成绩，这些年伊朗电影的优秀有目共睹，电影大师更多，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这种创作，而不是投入资本的怀抱，阿巴斯就是最好的证明。阿巴斯是伊朗著名的导演、剧作家、诗人——国内出版过他的诗集《随风而行》和《一只狼在放哨》。他一生拍摄了二十多部长片，善用长镜头，总是自由穿梭虚构与纪录片之间，也是各种电影节上的常客，其中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就是本书的同名电影《樱桃的滋味》，这部用平淡无奇的对话讲述自杀话题的电影，在1997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棕榈大奖，是文艺电影的教科书。阿巴斯去年七月份在巴黎病逝，去世时，社交媒体上一片哀悼之声，马丁斯科塞斯、泽维尔多兰、贾樟柯等多位导演发文悼念。值得一提的是，阿巴斯去世之前正计划与央视合作拍摄一部《杭州之恋》的电影，为了这部电影多次来杭州，但是随着他的离世，这部未成形的阿巴斯风格的电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
之所以提及阿巴斯的这本书《阿巴斯谈电影》，说白了，是想窥探其他国家的艺术电影是如何拍摄和生存的。现如今的的世界电影，商业电影无孔不入，艺术电影已经是在夹缝中生存了，每个国家的导演生存境遇都一样，商业大导是一拨，玩了命挣钱，艺术片导演是一小撮，左奔右突，在孤独寻找创作和突围的方式。开篇提到的青年导演自杀，大概就是这种突围不得的惨痛经历，为了争取自己的导演署名权，像徐皓峰这样导演也会撰文吐槽，更别说其他无名的小导演了。我记得有一年贾樟柯去拜访马丁斯科塞斯，老马告诉贾樟柯一个至理名言：一定要保持低成本。因为只有低成本才能有完全的创作自由，才能不受制于人，完全拥有导演署名权和剪辑权，把自己拍摄的电影拱手让人，这种事情在商业电影中屡见不鲜，我们屡屡可以看到那些在商业院线中放映过的电影，发行DVD和蓝光碟的时候，总会有一版是导演剪辑版。据说张艺谋在拍摄《长城》的时候，因为剪辑权差点跟制片方闹翻脸——这么烂的商业大片还要争剪辑权，只能说明一个道理，再好的剪辑圣手也无法拯救一部烂片。
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大制作的诱惑就是放弃你的自由和权利，而小制作，说白了不用在资本和票房的压力之下拍电影，妥协是无法制作出优秀的电影的。阿巴斯在书中讲述了他制作艺术电影的很多经验，都值得年轻导演们借鉴，比如，制作一部艺术电影，先要对受众有个清晰的认知，他说“我的电影有忠实的观众——远离商业电影世界的人们”，然后又说“每次我赢得一位观众的时候，我也失去一个。只要我继续工作，我就要接受这个事实，我的观众群是相对小的。在伊朗，我的电影甚至没有赢得最小百分比的观众。发行商对它们没有信心，从不进行任何投资以使他们被看见，这促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独立工作，总是循着我自己的路，我永远不必为吸引观众而担心，因我只花了一点点钱拍。如果我的电影没有票房大卖，那也不是说我就无法再拍下一部了。《星球大战》十秒钟的制作费和我拍一部电影的花费一样多。钱从未影响我实现想法??当谈及电影时，可用的钱越多，自由就常常会等比例减少。钱会成为负担”。
但是对一个电影人而言，资本的诱惑是无处不在的，就在同一本书的不同章节里，阿巴斯也承认，在电影这行，钱有时候是有用的，必要的时候可以带来优雅。你看，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抵御任何大投资的诱惑，这首先意味着可以把自己的白日梦变成电影，进而把电影变成高级的白日梦。那些一辈子都在筹集资金拍摄自己电影的艺术片导演，有时候也会面对这种诱惑而迷失，想想王家卫说《摆渡人》是他最好的电影之一，够让人大跌眼镜了吧。很多人都不理解墨镜王到底怎么了，好像彻底丧失了对一部影片的判断力一样，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考虑，《摆渡人》应该是王家卫从影以来收获最高票房的电影了，他很难抵抗这种诱惑，原来他也可以取得如此高的票房，这种高涨的情绪就会让他对一部影片丧失自己的判断
力。
从阿巴斯的一生来看，他当上电影导演完全是一种偶然，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他也是从美术原型毕业，毕业后，他的工作是绘画和平面设计，设计书封和电影海报，这是他接触电影的开始，“我的任务是把一部电影的整个故事压缩进海报的唯一图像中”。这种压缩的艺术是通过简洁和优雅达成的，就如同他的诗歌一样。阿巴斯是一位电影诗人，他早年写作了大量的广告脚本，诗歌，短片等，这些经验的积累，最终形塑为他的电影风格，因为从设计海报和拍摄广告片开始，他学会了尽可能有效地压缩并通过创造全世界都能理解的东西来唤起主题，“完全以最低限度的花费，完全在最大的限制中工作。限制照例起到了挑战的作用”。
这种限制除了商业和资本的限制，还有审查制度。事实上，阿巴斯对审查制度的看法，完全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不仅是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标记，我们无法脱离地面，逃离自己的国家，把自己完全变成一个陌生的他者。但是，艺术通常会有大于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通过口号和宣传达成的，而是通过表达普遍的人性来完成的，正如阿巴斯所说，伊朗电影总是比政府试图将之隐匿的更有活力，艺术在困境中繁荣生长，这是一种防御机制。电影有自己的生命。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控制，但永远不会被完全消灭。
阿巴斯论审查制度这段话值得中国导演铭记：“我们生活在特定的边界里，但任何真的想拍电影的人都会这样做，不管限制是否存在，不管情况有多困难。这适用于每个地方的导演，而不仅仅是伊朗的。在国内，我们从不讨论限制我们的法规，我们在这些规则和规定下生活，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懂得如何规避它们??要战胜审查制度，你所做的是努力思考你想要表现什么，随后设计一种新的方式来表现它。这与德黑兰街上的女人找到方法让一缕头发自由垂下并无二致。总是有什么从她们的头巾里泄露出来，哪怕只有三缕。每个在伊朗工作的导演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尽管他们不得不在审查制度的阴影下工作。你甚至可以说，创造力的发展与不良环境成正比，艺术家的定义之一便是能够将限制转化为创造力的人。如同哈菲兹所写：只有将我们囚禁的东西，才能让我们自由。”
当我们无法规避这种制度的限制，又无法逃离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戴着镣铐跳舞，在限制中寻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创造方式。诗歌，电影，音乐，他们都是大于审查的艺术形式，我们要赋予这种形式新的生命，让他们变得大于一，正如阿巴斯所言，一部电影永远都包括审查者不确定是否该移除的内容。
在《阿巴斯谈电影》中，我们学习到很多经验，这种经验源自一位伟大的诗人和导演，源自他多部伟大电影的技巧，更是源自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换句话说，这种经验大于电影，正如阿巴斯所言，在制作一部电影时，总会经历焦虑和长期的失眠，这种噩梦和自我怀疑，对失败的恐惧，对怀疑的冲击，能把人压垮，但只要坚持到最后完成时，不管结果怎样，都会重生，都会重新开始。
“大部分人只活一次，但艺术家活很多次。”希望这句鸡汤一样的话，可以鼓励到那些在漫漫长夜中捱过黑暗的艺术创作者。
伊朗其实是一个很不受待见的国家，在国际上，因为和美国关系，和同在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关系不好，所以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但是，人家电影拍得不错。
伊朗的电影，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小鞋子》和《一次别离》。一部是九十年代的电影，一部是近几年的电影，但相同点在于都是很优秀的电影。我发觉，伊朗的电影，永远是很朴素的。这种朴素不是说他们穷，他们物质匮乏，而是指他们的情感，很纯粹，很朴素，很简单。
他们有宗教信仰，读《可兰经》。有严格宗教信仰的人，做起事情来总是比较诚恳。我可以从两个钟头的电影里，感受到导演的用心，感受到他的情感戏。我知道他碍于国家的监管，有些东西不能表达出来，但他还是从情感方面流露了出来。
回望中国电影人，中国电影也受到监管，但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过于浮夸了，连带着让中国的电影人也浮夸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