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华导演，黄咏诗编剧，保利剧院，141109。
主流戏剧，通俗剧，好看，舞美精致。“TVB年度最佳剧集《四千金》”。
想嫁而未嫁，说明涉及到条件，条件来自于外界，说明涉及到自我认同。四千金都在自我认同上出了问题：大姐恨自己不是男生，二妹恨大姐，三妹恨自己是中提琴，四妹索性觉得自己不是家里人。
这里面没有多深的理解，黄咏诗想必也是TVB看多了。
作为资深TVB迷，看这个戏感觉很亲切。想起《绝世好爸》，也是四千金（刘锦玲、陈慧珊、郭羡妮、胡杏儿），差别是，《绝世好爸》没有母亲，只有一个好爸爸（秦沛）；《恨嫁家族》没有爸爸，只有一个疯妈妈。
故事确实很TVB：父亲与母亲在大学舞会上相识相爱。父亲出身有钱人家，奶奶起先不同意父母结婚，最后没办法，同意结婚，但父亲必须去国外读书。父亲在情感上并非坚定之人，母亲又一连生了四位千金，最终，父亲抛弃妻女，只留下一笔钱和一座大宅。母亲无法面对现状，真疯或装疯。大姐早当家，自我逼迫，外表冷漠，内心寂寞。前度出身贫寒，与大姐相爱又分手（肯定）。无论是相识、相爱的桥段，还是分手的理由，都完全是TVB套路。大姐是顶着压力，但外表刚强；二妹同样顶着压力，但行为放荡。一个是在内心中逃避，一个是在行为上逃避。二妹勾引大姐男友，完全是出于恨。情节特别肤浅、老套。三妹逃避到书本中，傻萌傻萌；四妹假装天真快乐，其实并不幸福。所有人都在逃避，所有人都恨所有人。然后发生很多事情，最后心结打开，所有人幡然醒悟，彼此道歉、和好，大团圆，未来光明灿烂。
所以，作为TVB迷，这个戏很好看，既包括了所有情节，又只需要花三个小时就能看完，省时省力。
但是，在舞台上演跟在电视里演，完全是两回事。在电视里，这些演员完全有能力演，虽然不是明星，但演得不会太差——虽然收视率肯定不会好；但在舞台上，因为比较紧凑，这些演员就显示出能力不足，尤其是林奕华还多次使用一人分饰两角讲述故事的方式，感觉演员有点无力掌控。母亲演得还好。前度和弟弟演得不太好，前度后来有点秃噜嘴，弟弟则开始上气不接下气。节奏全乱。没必要。
无论是在故事上还是表演上，导演都给了所有演员足够时间，结果导致演出太散。虽然主角还是很清楚，但不够集中。更像电视剧，而不是话剧。
大姐研发核弹，这个象征用得有点牵强，格格不入。
有些地方没看懂，比如四妹第一次被催眠后，大姐登场，四个演员又退回去做一些静止动作。
关于椅子。现在好多戏都没有布景，或布景极少，只用椅子。突然想起来，在很多戏里，椅子就是椅子，没有多少讲究，导演也没有特意设计，但是在《情人的衣服》，尤其是在罗伯特·威尔逊那里，椅子就特别有讲究，都是特别设计。
如果浮于表面的情节，很容易将《恨嫁家族》看作是亲生姐妹花金钱纠葛撕逼和好的豪华剧场版小时代。许多观众都纠结于剧名中的“恨”字，然而我认为“嫁”却更加耐人寻味。诚然，全剧是关于一场婚礼的悲喜剧，女主角纠结于嫁与不嫁，嫁谁怎么嫁的问题，然而更多的，并非关乎婚姻。
女子无家，以男之家为家，是为嫁。在剧中，男性的身份背景是模糊的，符号化的，是一个个人物化了的欲望选择，导致母亲“疯狂”的父亲角色甚至是不在场的。整场戏，是关于女性的戏。每一个女性角色都饱满出彩，她们脆弱，但是也具有破坏的力量；她们邪恶，但是救赎的自我始终只在自己手里。四姐妹悲剧的阴暗面，都来自于最初不懂得自主抉择，被动地“嫁”给强加于她们的命运。
这是一场女性身份的自我寻找与自我和解。在被赋予太久太多的面具角色（母亲外婆的故事中有所隐喻）后，人会迷失在选择面具而非认清自我当中。当她们不知道要什么，或知道要什么不懂主动争取，一味沉溺在外界强加或自我建构的面具当中——“你这样，我婆婆帮不了你”。
大姐最后的抉择并非是不是嫁给一个男人，而是是否愿意与自己和解，是否愿意走出母亲与自我的阴影重新接纳幸福。二妹抛下放荡面具邂逅真爱，三妹找到wifi走向外面，四妹勇于认错面向未来，这都是她们终于与自我重逢并且和解的例证。她们终于超越了“嫁”的被动含义，不再是僵化的物化的单面的符合人们期待的面具形象，而是自己，女性能做任何事，女性能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样子。
“女性的自我发现是一个漫长的，夹杂着痛苦与喜悦的过程。”它是打破过去，但又与过去和解，相信未来，但又做好战斗准备的过程。《恨嫁家族》令我感动的是，它正赋予女性这种信心，它对于女性的塑造和发展描写不符合任何人的期待，每个女性角色自成一体，各为史诗。
然而美中不足是，节奏在最后一小时仿佛突然加快，当人物的阴暗面被最终呈现，结尾却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似乎是大姐放下心结决定勇敢去爱的过程太过纠结漫长，挤压了其他几位女性角色对此作出努力应有的戏份。二妹、三妹与四妹最后共同的交代是彼此搀扶走出观众视野，仿佛形成联盟。是的，women are sisters，但同时我又期待她们各自拥有更加独立、精彩、丰富的结局。
《恨嫁家族》不是未婚青年的圣经，也不是女权主义的旗帜，它只是像它所应该的那样展现了作为女性生命应该有的形态和气质。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不是在看一场新奇的表演，而是在照一面自我的镜子。
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地看戏，以前只在厦门鼓浪屿的音乐厅听过一场个人毕业演奏会，印象已不太深刻。也许多年后，对于这场《恨嫁家族》我也会淡淡的说上一句，“那时的印象已不太清晰。”又或者，我会记得自己曾早早在杭州订票，又积极飞往香港看戏的经历。就这样，2014年的第一场戏居然是在香港。
关于语言——杭州订票的时候，友人与我再三确认“是国语？！是国语？！”即便我二人都识听广东话，但是国语演出明显更使我们入戏。香港的语言环境使我觉得奇特，在排队等候入场之前，大家三三两两于海报前影像，我所听到的交流与对话皆是粤语，这使我忽有错觉“这出戏不会是广东话吧？”。
我相信本土语言用于任何形式的交流都有绝对可靠的传递性和更为深刻的感染力。本土语言，对于我来说是普通话；对于香港来说，应该是广东话吧。尽管可以理解，但剧场里这种复杂的语言环境让我感到很难适应。对于说着广东话却执着于这场普通话戏剧的人，我由衷的敬佩、羡慕，当然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也许，在香港这个语言和文化氛围都复杂多元的地区此类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但我始终疑虑的是那些可能存在的细微的由语言所诱发的差异。
关于节奏——1月26日中午我很是悠哉的吃好午餐，并查好从酒店去往葵青剧院的路线。很奇怪，这一天在香港的节奏莫名其妙的慢了下来。香港的快节奏让同来的友人很不适应，但26日我二人忽感如释重负，不知是否是心情使然。
记得林奕华来杭州演出的几场剧目，除了戏剧本身，谢幕也值得一提，总是掌声不断。那时我惊叹谢幕居然也能又一次把戏剧故事给你的感动推上高潮，叫人久久不愿退场离去，甚至在当下就使你想迫不及待的百般回味。相对杭州，香港的“太过秩序”使我有一种戏剧受冷的错觉，不知是否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氛围所致，谢幕变得有些许快餐化的感觉，这种快餐的感觉绝大部分来自冷静的观众群体，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来自相比杭州演出而言淡定得多的戏剧工作者。香港的谢幕太匆匆了，不知是否因此，把作为观众的我那些要蓬勃而出的热情和本该随谢幕泉涌的情感诉求以及无声的共鸣都给强强压回去了。总感觉，这次香港演出的谢幕像是缩窄我作为观众从体会到感悟再到沉淀思考的通道。
关于小剧场——这种小剧场的演出实在太棒了！对于喜爱戏剧的人来说，它确实显得实惠。也许有人觉得怎么能用“实惠”来形容对戏剧演出的要求。可不得不说，“实惠”对于真正喜爱戏剧的这一类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戏剧不是用来装点生活，也不是为使人们看上去与众不同的虚荣产物，作为我个人而言，走进戏院说白了是兴趣使然，说的再矫情一点便是：它是我学习和自我认识的最体贴的途径。
国内的戏票价格普遍偏高，580，680的票价也很难找到一个自己期望的观看位置，对于很多穷学生或者初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想看一场戏真是颇为破费又不尽如人意。在香港葵青剧院观看这场《恨嫁家族》使我倍感幸福的理由之一便是它不会使人有压力的票价，同时小剧场演出几乎可以照顾到每一位观众的视觉角度。当谢幕时，林奕华说这出戏尚未有巡演计划，我在感慨自己幸运的同时也不禁为此分外惋惜，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