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有个重要的情节是多桑带着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说来有个巧合，1895年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年份，同一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于是日本利用电影这个新的文化工具推动台湾的殖民地化。想必多桑便是在日本电影的陪伴下度过了童年时光。电影中多桑和儿子看的那部电影叫《请问芳名》，拍摄于1953年。
从电影中可以看到台湾当时受日本影响，放电影的时候有个讲解剧情和配台词的辩士。（辩士是日本独有的早期放电影的传统，黑泽明的哥哥就曾经是一名辩士。随着后来电影技术的逐渐发达，辩士也慢慢没落了）但是这时放映的电影已经不是日本为了推动台湾的殖民地化而放映的了，事实上1945年日本推出台湾后新政府试图禁止放映日本电影，但是因为日本电影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太大而没有实施成功。想必便是多桑这一代人无法向自己的过去告别吧。一直到70年代日本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为止，日本电影在台湾都很有市场。新政府当时有制作过很多的“北京官话”电影，因为讲闽南话和客家话的民众听不懂而没有什么市场，多桑在电影中不是好几次对北京官话表示鄙夷么？但是等到多桑的小儿子小女儿读书的年龄，北京官话却取代了闽南话和客家话，成为新一代的语言，两代人之间文化的纽带便这样生生地给截断了。
多桑自然是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所有的深深的悲哀。我们看多桑，就如看故事片一样，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掌握在观众手里，各人看得明明白白，只有片子里的主人公不知道。小民多是如此呀，天上打雷下雨，朝廷里坐的哪一方的皇帝，小民们都是管不着的。小民活在时代里，活在个体智慧无法超越的时代里，活在某种被操控的意识形态下。但是多桑不经意间哼唱的歌曲却道出了许多人生的无奈和荒诞：可怜的我青春，悲哀的我命运，痛哭也唤不回，消逝的少年时。
在台湾发行的DVD封皮背面印着这样一段话：小时候，常听爷爷说到他的日本老师的故事，即使在爷爷发生意外，神智不清的那段时间，他常常跟我们小孩子说的仍旧是他的日本老师，当时无法体会爷爷的心情，但在看了吴念真导演的多桑后却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与了解，有些事情原来是无法轻易遗忘的，新的时代一直来，对每个人而言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过去的岁月虽然艰辛却有另人怀念的地方，然而它不会因为人的怀念而停留脚步。
可见，有些东西是不能简单粗暴的下判断的，这世上有那么多的说不清道不明，比方说多桑这一世借来的人生呀。
我觉得任何人在年少的时候，要理解父亲，是几乎办不到的一件事。即使是最孝顺的长子，也在多桑沉迷赌博的时候写了一封信去警察局告发多桑。儿子肯定还觉得自己当时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而血脉让儿子不需要学习便在时间的推移中慢慢与多桑在心灵中融合在一起，多桑在大雨里蜷缩着睡觉的时候，是儿子用瘦小的身躯挡住倾盆大雨。
年轻气盛时候的多桑脾气狂躁，曾经差点将小儿子淹死在自家水缸里，等小儿子长大，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产物的小儿子接受完全不一样教育，他用北京官话与多桑争论时骂他为汉奸。多桑气得从桌椅上跳起来，无论如何，当时的小儿子是不可能了解多桑的心情的。
然而在多桑老了的时候，是他把自己几十年矿工生涯得来的全部退休金给了小儿子去创业。于是，我发现，父亲这个词，是要用一辈子去理解的。当多桑偷吃蛋黄酥被孙子发现时全家人冲上去像教训小孩子一样教训多桑，多桑是传统的父亲，不愿意丧失父权，不愿意坐在床上撒尿，不愿意因为吃药而让命根子直不起来。多桑那样固执，跟每一个父亲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