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格、气质和生活方式上，蒋碧玉和阿静毫无相似之处，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忽然发现，这种同样能够在两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很难归纳，是爱吗？是执著吗？是，又不确切。蒋碧玉可以不顾艰险跟随爱人钟浩东前往大陆支援抗战，两人的情意之深重，影片吝于渲染，但就是那些平平淡淡的生活片断，诠释了什么叫做“相濡以沫”。与他们的沉静不同，阿静和情人阿威是一对“吵闹”的恋人，阿威是黑社会，颈上粗粗的金链子；阿静是酒吧女，打扮极尽俗艳。影片没有表现过蒋碧玉和钟浩东哪怕只是一些微的亲昵举止，却让我们长时间旁观阿静和阿威身穿内衣在镜子前并无美感地纠缠，知识分子的精英气息和社会闲杂人等的粗俗格格不入，但“情”字却是一种写法。
两个细节可以看出阿静和阿威之间不仅仅是性吸引力而已，一是阿威问阿静是否有孩子，两人彼此用言语挤兑、试探，“我想看看小阿威的样子”——阿威重复了两次，出来混的人也会想有个家。另一处是阿静因为阿威出轨而痛苦，沉溺于毒品，阿威回到她身边，与她厮打，用手铐把她锁在床柱上，无论她如何谩骂抗拒，坚持喂她吃饭，一言不发地将她抱在怀里，任由她挣扎直到她安静下来。侯孝贤的长镜头很适合这样的时刻，所有的爱恨纠缠内心挣扎都凝缩在两人的肢体动作中，不切换，让情绪完整。蒋碧玉与钟浩东是那个理想主义年代的缩影，像《悲情城市》中的那些热血青年一样，他们有知识有热情，怀着一腔报国的理想，虽然偏居岛上，却心怀整个中华。作为大陆人看此处情节，觉得颇为心酸，海峡曾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宗同族的人们曾经不必面对种种关于分裂和认同的尴尬，而历史以它残酷的一面，违背了许多个体的美好愿望。蒋碧玉和钟浩东一行五人，历尽艰辛来到大陆，却被当作日谍关押起来，草草讯问之后险遭枪毙的厄运。“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这话说来搞笑又讽刺，对于蒋碧玉他们，这是冷冰冰的现实，因为“我”作为个体对祖国的爱，是具体而实在的，是可以化为行动的，但“祖国”是一个无比宏大的概念，并非一个具体的人格对象，是一个象征，一种感召，在这个象征之下有太多异质的彼此冲突的存在。不是说不应该爱国，只是要承认爱国者的命运并非“善有善报”那样简单。
那些在时光中沉淀的。——《好男好女》
看侯孝贤的片子，总有种特殊的感受。有许多很美妙很精彩的电影，像海市幻景在你面前一一呈现，你心潮澎湃或泪光闪闪，但你不会忘记你是坐在屏幕前。看侯孝贤的电影，似乎从没有心跳加速的时候，但那一幕幕情形仿佛像爬藤植物一样从画框中蔓延出来，一股强大而又令人浑然不觉的力量将你吸了进去，你就和片中那些人坐在同一个咖啡馆、茶楼、厅堂里，隔着不近不远的距离看着他们，也许看不清面目，但一切都如此真实。其实已经知道侯孝贤所有作品的大概情节，看片之前，总以为会疲倦，中间会想歇歇，反正又不是情节紧凑的片子，并不急于知道结尾。但每每都是一口气看到了最后，因为看着看着便已经被片中的气氛包裹，不舍得中断。看《好男好女》，便是如此。
片中有两重时空（且不算阿静的回忆时空），用色彩区分开来，舞台排演的段落可以算作两重之间的夹层。对应的两组人物，通过舞台被联系起来。私生活颇为混乱的女演员阿静要在戏里扮演饱经沧桑的民主人士遗孀蒋碧玉，两人在同样年纪时，生活的时空迥然不同，生活方式和个性都相去甚远。乍一看，影片似乎是将台湾的今昔拿来对比，泛黄的纯真年代和五光十色的现在，温婉可人的民国女子和美艳颓废的都市女孩，时光变换，沧海桑田。 然而如果把这部影片安进怀旧的框子，以为只是在品味今不如昔的怅然，恐怕是误会了。即便时光的激流可以冲毁一切，也总有点什么会不知不觉地沉淀下来。
过去也好，现在也好，现实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或更坏，世界只是客观而冷漠的存在，只有人的感受有冷暖正负之分。蒋碧玉和阿静的人生际遇迥然不同，但核是一个。影片让二人因舞台结缘，阿静在台上扮演着蒋碧玉，与那个昏黄时空中的蒋碧玉的身影重叠又分离，观者也恍惚起来。舞台是个能穿越时空的地方，人生如戏，不同的人上演着同样的故事。
虽然乡土与城市的对立不是这部影片的主题——不同于《风柜来的人》，但从影像上，还是能够感觉到过去时空的开阔疏淡与现代都市的逼仄缭乱之间的区别。有人形容，台湾电影中，表现乡土是“鸟的视角”，高空俯瞰，一览无余；表现都市是“虫的视角”，四面受阻，坐井观天。蒋碧玉的时空，即便处境艰难，仍然给人平和宁静之感，像笔意深远的水墨画。而阿静的时空，则经常将她置于狭窄的空间中，被各种杂物遮挡，几乎没有开阔的空间。结尾，阿静随剧组赴内地拍外景，似乎暗示阿静寻到了理想的皈依，成为离世的蒋碧玉的现世化身。过去时空的景象重现，年轻人唱着歌从田野上走过，有些珍贵的东西在时光中沉淀，成为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