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楚(化名)是那种很有激情的人，无论是在电话里，还是面对面，说话都很激动。在电话里，他用一种激昂的语调说，他有一段纯洁的异性友谊，至今已维持了整整38年。
第二天，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好几个小时，一落座，便急切地说：“真是难得啊。我跟她既不是同学，也不是战友，更不是恋人，完全是偶然相识，却结下了一世的情谊。更难得的是，我们之间是‘一大二好三高’”，接着他扳起手指头解释什么是“一大二好三高”，“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一大，她比我年龄大;二好，她家庭环境、经济状况比我好得多;三高，她的学历、职位、工资都比我高，她现在是正师级，我却只是个下了岗的正科级干部。”
也许因为我和玲姐(化名)都是军人出身，我们的友情也始于“建军节”，那是38年前的“建军节”，当时我在浙江的某空军部队服役。
我住了半个月院，那期间正值盛夏，我们伤病员每天晚餐后便不约而同来到医院内的花坛边乘凉，这个时候，一些医护人员也常常来这里转转，每当玲姐经过我面前时，总是很亲切地跟我打招呼，这时候，往往引来病友们羡慕的眼光。
玲姐对我的照顾确实多一些，于是病友中便有好事者直言不讳地问：“她是不是看上你了?”哪能呢?人家玲姐是大学生，我只是一个小班长，根本不配嘛。再说，我那时心里正装着远在家乡武汉的一位姑娘(就是现在的老伴)，我想玲姐应该也有了对象了。
出院那天，玲姐帮我办好出院手续，执意要送我到长途汽车站。她给我买了车票，把我送上车，依依难舍，车开动了，她的眼泪也流了下来。我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回部队后，我跟玲姐便开始了书信往来，没想到，这一通信，就坚持了38年，到现在，我保存下来的她的信有将近300封了。
大约是一年以后，一周内玲姐突然反常地来了三封信，信中说她母亲到她的医院做手术，她妹妹也在医院照料母亲，希望我能抽空过去一趟，她母亲很想见见我。
如果说玲姐此前对我的善待，算是源于这一“私心”，那么，此后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一份姐弟般的亲情，一份纯洁的异性友情，这却是很难得的。
其实，除开38年前那次住院，算起来这么多年我跟玲姐总共只见过6次面。
最让我难忘的是1985年夏天那次见面。那次我到南京出差，得知玲姐正在上海进修，一办完公事我便急切地想去上海看望她，到达上海时已是深夜，交通不太方便，路线也不熟，我背着行李边走边问边寻找，竟走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找到玲姐进修的那家医院，脚上都打起了血泡。我耐心地等到8点玲姐上班的时间，当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我激动得心怦怦直跳;玲姐看到我，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跳了起来。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玲姐特地陪我逛了一整天，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
第三天，我要回武汉了，玲姐特地请了假送我到码头。船已起航，在那伤感的汽笛声中，玲姐仍站在码头不停地擦眼泪……
玲姐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每次送我都要流眼泪。
如果说玲姐此前对我的善待，算是源于这一“私心”，那么，此后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一份姐弟般的亲情，一份纯洁的异性友情，这却是很难得的。
其实，除开38年前那次住院，算起来这么多年我跟玲姐总共只见过6次面。
最让我难忘的是1985年夏天那次见面。那次我到南京出差，得知玲姐正在上海进修，一办完公事我便急切地想去上海看望她，到达上海时已是深夜，交通不太方便，路线也不熟，我背着行李边走边问边寻找，竟走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找到玲姐进修的那家医院，脚上都打起了血泡。我耐心地等到8点玲姐上班的时间，当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我激动得心怦怦直跳;玲姐看到我，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跳了起来。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玲姐特地陪我逛了一整天，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
第三天，我要回武汉了，玲姐特地请了假送我到码头。船已起航，在那伤感的汽笛声中，玲姐仍站在码头不停地擦眼泪……
玲姐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每次送我都要流眼泪。
回想我和玲姐这么多年的友谊，我觉得是两个字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善良。玲姐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我也是。从这份友谊中，我得到的太多太多。前些年刚下岗那段时间，我很痛苦，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玲姐的一封封信给了我鼓励，让我又有了生活的信心，后来，我还被推为下岗再就业明星四处演讲，成了新闻人物。这一切，除了家人的关心和鼓励，玲姐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个人。
我和玲姐的友谊还会继续下去，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如果谁不相信异性间有纯洁真挚的友情，我会用我和玲姐的故事来反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