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重庆“棒棒军”收入如何？来看看吧！
“棒棒军”父亲7年后在重庆买房，“棒棒军”收入如何？
7年前，一张“棒棒军”父亲肩扛两百多斤货物，另一只手紧牵儿子的照片火了，如今7年过去了，他的愿望实现了。棒棒军的收入到底怎样呢？
棒棒军的收入应该不是那么固定的，活多就挣的多，他们靠的是出体力挣钱，为了养家糊口也是没办法，七年前的照片看着都让人很辛酸，年轻的父亲肩上扛着包，带着幼小的孩子，为了生存忙碌着，七年后吃尽了苦，流干了汗，买了房，终于有个自己的家，让人感到欣慰，，现在棒棒军越来越少了，又有新的工作替代了棒棒军，无论什么工作，你付出了就会有收获。
棒棒军是对一个特定群体的称呼。在重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爬坡上坎，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被重庆市民称为“棒棒军”，也成为当地独有的文化符号。2011年11月1日重庆市社科院发布调查报告，称重庆主城棒棒军已经开始走向消失的境地。
“棒棒”一词来源于民间。在旧中国，他们大多被称为“脚夫”或“苦力”，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劳动者。
“棒棒军”之名大致是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因名字既形象又通俗，很快就被重庆人接纳。到了90年代，越来越多的棒棒在重庆活动，他们凭自己双肩扛下天下，因为他们通常是群体活动，所以又被称为“棒棒军”。
1997年，重庆方言剧《山城棒棒军》的播出，直接将“棒棒军”这个纯粹的民间称谓进行了一次全国化的命名普及，乃至吸引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
关于重庆全市“棒棒”的数量，历来都有争议，有说上百万的，有说三四十万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谋生手段，由于“棒棒军”群体的流动性和随意性极大，官方不可能获得具体准确的数字。但不管如何，数字的逐年递减确是一个大趋势。
高峰时，山城重庆曾经有40万棒棒。然而现在，当何苦尝试记录他们的生活时，他在城区只找到了二三十个棒棒。
这个在“黄金时代”一度达到40万人的群体，几乎挑起了半个重庆城的建设。
摩托车、汽车时代的全面来临，最后一群山城棒棒，在那片与繁华一街之隔的破败自力巷中，暂借栖身。
随着自力巷的轰然倒塌，他们最理想的蜗居之地荡然无存，而一群即将老去的棒棒，依然无法摆脱手里那根维持生计的棒棒。
在何苦住进自力巷53号的第197天——2014年8月6日，自力巷53号轰然倒塌。
光着上半身的老黄颓然坐倒在地上，一如眼前本已破败不堪的老房。
他没有了“棒棒”，没有了手拉车，没有了现金存折，没有了身份证，没有了衣服被褥，也没有了降血压的药品。
早在前一天，就有人上门对租住在自力巷53号的棒棒们发出最后通牒：明天之前必须搬家。此时，距离“排危通知”在门框上贴出已两月有余，要求的期限也已过了一个多月。
那天黄昏，老黄终于在中华路能仁寺的巷子里找到了新的住处——一个月租金400元的卧室隔间。他付了100元订金，其余的入住时再支付。
2014年8月5日，自力巷53号最后一个安静的月夜，棒棒们坐在阴凉的过道里，你一句我一句地感慨着：
“听说这个巷子里规划了两栋高楼，以后要成为解放碑的金融街。”
“管它啥子街，肯定会比现在这个样子好！”
“住了这么多年，再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住处了！”
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将是他们在这个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老城棚户区里租住的最后一夜。
一
2014年1月19日，何苦跟着师傅老黄住进自力巷53号的第一天。
这位原重庆警备区新闻中心主任，刚刚从部队转业，39岁的他正在思考自己该何去何从。一天晚上，他在街头碰到了一个挑着重重货物的棒棒，“两鬓斑白，佝偻着背影，嘴里喘着粗气”。
“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做棒棒？”这个疑问在何苦内心挥之不去。
棒棒，山城重庆的“特产”，代指那些用一根竹棒帮人挑物而生的苦力劳动者。
重庆城出门就爬坡，行路即上坎的特殊地形为棒棒的存在孕育了肥沃的土壤。上个世纪90年代——棒棒的“黄金时代”，棒棒的人数一度达到40万人。
随着物流、配送、快递等服务行业不断兴起，城市轨道交通越来越发达，孕育“棒棒”的土壤正在变得日益贫瘠，棒棒的人数在急剧减少。2011年有报告称，重庆主城棒棒军已经开始走向消失的境地。
在接下来的几天找寻中，何苦在重庆的街头只找到了二三十个棒棒。“他们不仅少了，而且老了，大多都眼睛花了，头发白了，脊背驼了”。一项调查显示，重庆最后的棒棒们，超过50岁的占80%以上。
有过10年部队影视宣传经验的何苦意识到，“这是一个行将消失的职业。如果再不去记录，恐怕将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一个念头在何苦心头油然而生：“卧底”棒棒军，真实记录下棒棒们的生活细节。
何苦几经辗转，找到了棒棒老黄，跟着他住进了与重庆最为著名且繁华的解放碑比邻的自力巷53号，成了这群即将消失的“棒棒军”中的一员。
第一次走进自力巷，老黄在前引路，何苦跟随。破旧低矮的木房和形态各异的土坯，残垣断壁上涂满大红的“拆”字，裸露的电线如同死去的蚯蚓攀附在墙体外，许多房梁和墙壁上结满了蜘蛛网。
没有人知道自力巷始建于哪年哪月，只有几个老人知道他们住进自力巷的时候还没有“解放碑”。这里是渝中区旧城改造最后攻坚的目标之一，拆迁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进驻，因为历史和现实等诸多矛盾，至今只推倒了位于巷口的社区居委会办公楼。
巷子里的原住民大多已经有了新的归宿，除了收房租和与拆迁办讨价还价之外，自力巷与他们的生活几无关系。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老黄那样的外来农民工，他们无所谓几时搬迁，只在乎眼下房租的实惠。
与自力巷一街之隔的解放碑，商城、书店、影剧院、酒吧、饭店鳞次栉比，日均出入人流33万人次。从解放碑踏进自力巷，何苦感觉“一步迈过了这个城市的70年。”
70年前，解放碑还未矗立，棒棒就早已存在。只是那时人们大多将他们称为力夫，也有叫挑夫或脚夫。30多年前，随着改革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重庆出现了大规模的棒棒，并在1990年前后达到顶峰。这一时期，也几乎和重庆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有人感慨，今天的重庆是几十万棒棒用肩膀挑出来的。
然而，在爬坡上坎，负重前行30多年后，棒棒们在挑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同时，也挑走了浸泡着汗水的年华，更挑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500多天后，2015年7月9日，何苦拍摄的全国第一部自拍体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举行了首场看片会。在这部记录片中，何苦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一个行将消失的群体，更是以棒棒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悲欢。”
二
走进自力巷53号，穿过一楼只能侧身通过的阴暗走廊，爬上80度仰角简易木梯，何苦走进自己的房间。这个月租金300元的屋子内，放着一张用木板和纸壳拼凑的床，墙壁上张贴着各类海报，仿佛一个刚刚被8级大风吹乱的街头橱窗。
一墙之隔是老黄的房间。这个不足4平方米的空间内，在放了一张单人床后，只能侧身进屋，月租金只要60元。1米83的何苦俯身进去，把挂满墙壁的各种口袋撞得滴溜溜转。
何苦在自力巷53号的4个邻居，都是棒棒。确切地说，59岁的老甘、44岁的“河南”曾经是棒棒，59岁的大石、65岁的老黄现在还是棒棒。何苦说，“整个自力巷的棒棒不超过10个。”
第二天早上8点，何苦跟着老黄“下力”，正式开始了棒棒的生涯。
自打住进自力巷，何苦每天都在担心它随时可能倒塌。196天后，当他亲眼见到拆迁工人推倒它的过程时，他会为曾经对它的轻视“深感汗颜”。
不过此时，何苦穿梭在解放碑商业区的人流中，看着老黄穿着一身橄榄绿的部队老式作训服，一双解放鞋已磨损得泛黄。他肩上扛着一根一米来长、磨得发亮的竹棒，走起路来，佝偻的后背和后昂的脖子，显得很不协调。而这正是长期肩挑重物形成的形体特征。
1949年，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生活开始慢慢变好，家里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搬进了一个有着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这段没有登记的结合，却再次让老黄的生活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加入超生游击队的行列。罚款让他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他成为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挖煤，将全部的收入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孩子留给了他。
于是，43岁时，老黄再次身无分文。别无所长的他，不得不来到重庆“下力”——做棒棒。
女儿成了留守儿童，初中时，迷上了网络，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怀孕。在外孙子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女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一套房子。
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分期付款，每年10万元。从第一天当棒棒起，他就想着有一天能扔掉肩上的棒棒，在挣钱和还债的压力下，老黄说自己“生命里的这22年，就是一个想扔又扔不掉的全过程。”
扛着这根“想扔又扔不掉”的棒棒，老黄和何苦终于在下午一点多钟，迎来了“召唤”。五一路口的涂料店，两袋腻子粉和一小包装修零件送到洪崖洞。
50公斤，两公里，工钱10元。套绳、上肩、起步。
第一次负重的何苦在前200米还一路小跑，即将完成第二个200米时，他开始感觉到，在肩头棒棒和肩内骨骼的挤压下，左右肩膀的皮肤和肌肉渐渐由酸麻变成刺痛。这种刺痛随着血管流遍全身。何苦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腰越来越弯，腿越来越沉。汗腺在快速扩张，汗液从毛孔里铆着劲往外挤。
何苦已经记不清剩下的1000米是怎么走下来的。初当棒棒，他从没有想过，短短的两公里路竟然如此漫长。可是这样的路，老黄每天都在走，一走就走了22年。
走了22年的老黄，此时还能挑100多公斤的涂料走上几公里路。可是，过不了半年，老黄就将连75公斤——棒棒行业的门槛级重量都承受不住了。
三
早在“拜师”之时，何苦就和老黄约定，第一个月当学徒，不参与分成，同工同酬从第二个月开始。
但第一天挑涂料，收了10元钱，老黄现场就要分给何苦6元。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只要领到工钱，他都要在第一时间找何苦分钱。“棒棒干的是力气活，不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流汗，不分钱内心不安宁。”
何苦坚持第一个月不参与分成，但没想到老黄自己悄悄记了一本账。
2014年2月19日，何苦成为“棒棒”刚好一个月。晚上，老黄拿着一个小本子和一把现金来到何苦房间，在这本残破的账本上，老黄一笔一画、一天没落地记录着。账本显示，他们第一个月一共挣了1034元。不会除法的他将相同面额的钱分放两个地方，完成了分钱。
在22年的棒棒生涯里，老黄坚持一条做人做事的原则，“该拿的一分钱不能少，不该拿的一分钱都不要。”
一个阴雨的午夜，一向早出晚归的老黄迟迟未归。他下午两点左右给一个小吃店搬家，随车去了沙坪坝，在等公交回来时碰上了“业务”。男雇主撑着黑色雨伞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老黄一不留神跟错了人。
对沙坪坝完全陌生的他顺原路折返，回到接货地点。挑着两大包东西，老黄在人群中来回好几趟，却始终找不到粗心的雇主。他只好在那里苦苦等候了三个多小时，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
一开始老黄并不想报警，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他，那样很可能拿不到工钱。一直等到晚上11点，开始咳嗽起来的老黄，实在撑不住了，只好将袋子交给警察。警察告诉老黄，晚上7点多有人报警，说有个60多岁的棒棒，挑着两大包美容产品不知去向，报案金额是1万元。
半夜时分，当焦急的雇主来到警务站，拿出100元想要感谢老黄时，他都执意只要约定的20元，“自己多出汗，多淋了雨，要再加10块工钱”。
最后，他坚持把东西挑到了雇主的美容院。
四
善良的棒棒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命运却时常将他们的东西拿走。
曾和老黄并肩在五一路当了10多年棒棒，被圈里誉为“自力巷二老”之一的老杭，是其中最凄惨的一位。67岁的他是重庆南川人，2013年11月，因腿部骨胳酸疼肿胀，离开了解放碑。2014年2月底，又回到自力巷53号。
这些年，老杭先后四次被盗，三次损失惨重，最多的一万元，最少的2000元。2014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老杭做梦钓了许多死鱼，感觉要破财的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往银行跑。
在等候银行开门的时候，一个陌生男子过来跟他搭讪。两支烟的功夫，他们从南川老乡变成了本村本队的老乡，那个男子说他是四队胡队长的儿子。老杭是三队队员，感觉几十年前与四队胡队长似曾相识。
“胡队长的儿子”对老杭目前的境况深表同情，先说要给他找一个工地看门的工作，管吃管住每月1600元。后来，又给老杭透露一个内幕消息，说最近国家在给65岁以上老人办“老年卡”，每月150元，领到死的那一天，因为名额有限，政策没有公开，都被有关系的人瓜分了。现在只剩两个名额，他通过市里的重要关系给父亲搞到了一个，今天就要去办登记手续。
多少年来，老杭做梦都盼着老有所养。他和对方打车去了工人文化宫，不仅付了17元打车费，还花20元给“胡队长的儿子”买了一包烟。手续费878.5元、工本费100元、人情费100元，老杭把钱夹里的1100元整连同身份证都交给了“热心”的老乡，然后坐在工人文化宫大院里，憧憬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半个多小时之后，老杭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偷偷趴到“办证大楼”的窗户张望，结果发现那里只是一个麻将馆，“胡队长的儿子”早已不知去向。
重庆是山城，出门以车代步。十年前去过重庆，繁华的大都市，"棒棒军"显得很另类，衣衫褴褛，肩扛扁担，穿梭在大街小巷。他们收入非常低，一担不过十元、八元，路程远的，行李重的，稍微再加点钱，看他们行走在徒峭的山路，肩上的重担压弯的扁担，蹒跚而又吃力。"棒棒军"能用七年时间买房，听起来非常惊讶，那要流多少汗，要爬多少坡。可能是重庆在大城市中房价不算太贵，这也让"棒棒军"在生命的拼博中看到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