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与经济的发明有两种，一种是节约劳动力的，一种是节约土地的。从农业生产上看，拖拉机是节约劳动力的，化肥是节约土地的。究竟采取哪一种发明，就要看你是土地稀缺还是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当然要用节约土地的发明、而中国恰好是土地稀缺的国家，所以发明都是节约土地的。中国正是在这种发明之下才能够不断供养更多的人口。
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
人类在进入定居农业社会之前，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利用，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让人类散布全球，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进而发展出文明。
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到了明代中叶，中国人口从战乱中恢复后又迈过了两亿大关，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人口成就——明代农耕定居地区与宋代人口最多时相当。到了清代太平天国爆发前，人口更进一步增长到四亿，已逼近土地承载的极限。
古代中国先进是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不想古代欧洲一样环境恶劣难以生存。但后期中国闭关锁国，自认天朝上国，长期的封建思想与欧洲先进的改革思想形成鲜明对比，久而久之差距日益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