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遂的采访开始后，对我一番质问：接受你的采访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你能给我们移民村拉来项目吗？你能给“上海孤儿”们要来迟到的道歉和补偿吗？如果不能，我们为啥要接受你的盘问。
坐在我对面的张楚，黑黑瘦瘦，身材小小的，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嘴角像是总要拧在一起。他一听，咧出一个哭笑不得的形状：“你非要盘问我每一个人生阶段么？”
为了写外卖小哥的稿子，我“应聘”骑士送了1个月外卖，那天，我和小武一起骑着公司发的不知被转过几手的电动车，从南三环一路颠簸骑到北四环片区，并在那里开始送外卖。
反问句持续进行了十几分钟，他要求我把录音重放给他听。于是，在午夜的一座小矿山上，我和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听完了所有录音。他并没有在里面找到明显的不妥。
24岁生日的当天，我在火葬场度过了一整个下午，那是为了一场采访：一群业余登山爱好者在五一期间穿越秦岭，因遇到突发天气，且缺乏专业训练，最终3人遇难。
那些失控的采访和奇葩采访对象，让我知道每一次现场都是新的。我没有经验可以依靠，我凭借的只是一点运气和一点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慈悲，或者转瞬变化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