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游山林、畅饮低酌之间，白老头在暖阁里天天搂着几个未成年少女，放荡老身子骨，一树梨花压海棠，“纵酒放歌聊自乐”。当然，幸灾乐祸之余，也有后怕，也有惊悸，也有自己及时逃离京城政治旋涡的庆幸：
今日看嵩洛，回头叹世间。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
见苦方知乐，经忙始爱闲。未闻笼中鸟，飞出肯飞还。
——《看嵩洛有叹》
看似达观、潇洒，实则势利、贪安。
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辑录的白居易诗，大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实只是老白诗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种种教科书、文学传记书，言及白居易诗，必有两则俗不可耐的大花边：一为“老妪能解”，二为“广泛流传至日本等国”――“老妪能解”完全不能说明白居易的高明，就象今天的大诗人北岛绝不会“夸口”说门口卖菜王大爷喜欢读他的诗一样;“广泛流传日本等国”也是个笑话，白诗浅俗，当日的倭国又是僻荒蛮地，会认字的最多也只有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现在拿李贺任何一首诗去问日本的大学教授，也没几个人能究其深远喻意。此外，就象今天美国大片和音乐能深入基里巴斯或基巴里斯类似的小地方一样，白居易诗当时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摆上台面的什么“光荣”。实际上，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是“浅俗淫靡”的“元和体”，后起之秀李商隐、杜牧等人对这种诗风痛心疾首，以“高绝”之诗风想涤洗“元和体”的俗薄和稚陋。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完全失去权柄，受制于阉宦，“虽宴享音伎杂陈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
一次，他在集思殿与当值学士周墀聊天，问：“朕与前代皇帝相比，可以和哪位相提并论呢?”
周墀文臣，自然说“客气话”，“陛下圣明，可比尧舜。”
文宗苦笑。“朕怎敢与尧舜明主相比，我向爱卿询问，只是想知道我与周赧帝、汉献帝相比，强弱如何?”
周墀闻言大惊，手中酒杯都掉在地下：“那两个亡国之君，怎能与陛下相比!”
文宗摇头，叹息道：“周赧帝、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权臣，现在朕受制于家奴阉宦，以此言之，朕实不如二帝!”言毕，这位皇帝泣下沿襟，委屈得不行。
公元839年，“甘露事变”四年之后，病中的唐文宗也被宦官毒死，时年三十三。
当时得知文宗皇帝驾崩的消息，诗人李商隐有《咏史》一诗，伤悼文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
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此诗并非讽刺文宗奢侈，相反，诗人字里行间充满惋惜之情。唐文宗一生节俭，又竭力用贤，只是“运去时穷”，误用小人，事与愿违，最终被“家奴”药死，含冤而逝。
闻知多名朝臣被诛，唐文宗悲不百胜，却也无可奈何。如今，他基本完全处于太监控制之下。只能于深宫九重哀叹悲凄。
太监们骄狂至极，借机报私冤，在京城杀人无数。宦官田全操甚至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士民惶惧，人不聊生。最后，还是藩镇之一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刘悟之子)上表，控诉宦官滥杀，大公公们才有所收敛。
甘露事变后，以太子宾客身份在东都洛阳闲居的白居易闻知长安的老同事们纷纷全族一起上法场，宰灾乐祸地作诗：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显然，退居政治二线的白老头一直胃火灼心，如今看见昔日热火烹油的后来居上者们终于一命归黄泉，难免卖弄自己早退先知的狡黠和明哲保身的智慧。
很快，白居易又作《即事重题》，以显示自己惨剧发生后他在洛阳的惬意和闲适：
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
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
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竟使这个青年时代正直无私的才俊变成如此鄙陋、冷血的老政治动物，令人齿冷心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