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有铸铭与刻铭两种。战国以前多铸铭，战国时期有较多的刻铭。这些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由于铭文的字体、布局、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所以铭文也是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外，青铜器作伪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是制作假铭文，所以了解不同时期青铜器铭文的诸方面特征对于青铜器辨伪也是非常重要的。青铜器铭文是古文字学研究的一类重要的材料，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属于古文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按照古文字学的科学的研究手段具体地研究青铜器铭文在各历史阶段之字形特点、修辞、语句、文法的习惯及其演化过程，才能较深刻的理解此种文字。即使是从青铜器研究角度来观察与认识金文，也需要遵循科学的古文字规则去做深入的钻研，而没有简易的道路。
目前所见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铭青铜器，以殷代即商晚期为最早，但有少数传世的二里冈上层期的青铜器却铸有铭文。属于早商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在青铜器上有铭文是应予肯定的。发现甚少的原因首先应该是由于此时期在青铜器上铸铭尚未成为风气。其次也与迄今很少发现较大型的、保存完好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墓有关。这点，已有学者指出过。仅铭有所谓族氏铭文，即家族之名号，用以表明作器者之属。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即作器者在署名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名了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了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氏族名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部。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的研究人员尚有不同的见解。
青铜器铭文的字体主要为篆书，多铸刻在青铜器的内底、盖内。铭文始见于商代早期，商代中晚期逐步增多，但文字均较短，最短者仅一二字，最长者也不超过50字。内容大多较为简单，主要为所有者的族名、祭祀对象、作器者名、用途等。但已经具备结构、章法和用笔这三个构成书法艺术的要素。铭文的总体风格用“刚柔相济”来概括比较合适。
西周青铜器铭文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神韵；铭文的形式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也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力所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尤其是礼器上往往铸或刻有铭文，初步统计已发现13000件以上。铭文内容十分丰富，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铭文提供了许多类青铜器的名称。例如今天命名的青铜鼎，就是因为其铭文中自铭为鼎。其次，铭文往往又提供了作器者或器物的国别，有的铭文还提供了器物制作的年代。例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楚王熊璋鎛，其铭文为：“惟王五十又六祀……楚王熊璋作曾侯乙宗彝……。”从而得知其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制作，即作于公元前433年。再有，铭文往往记载了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并为音乐史、古文字学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青铜铭文它们在继承商代以来的传统上，随着诸侯的割据发展了地方特点，各国间文字形体的差距拉大，铭文字数趋于简短，字体风格追求装饰化。有些铜器的铭文甚至成为装饰的一部分，代替了图案花纹。春秋时期的栾书岳，在器物的颈和肩部刻出5 行40 字铭文，都是错金的，在黝黑的器身上闪闪发光。中山国的青铜铭文都是以锋利的铁刀刻出来的，字形狭长，笔画刚劲。曾国青铜铭文字形也是狭长的，但笔画多曲折，流于矫饰。楚国的铜器铭文风格不一，有的故意求变，难以识别，流于怪诞，有的改笔画为图案形式。如楚王送的一件铜盘铭文，笔画极其细长，在转折处加肥成水滴形。这种字体被后人称为蚊脚书。在楚、吴、越地区更发展了一种鸟虫篆，将字体的一部分笔画变化为侧身的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