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风格的形式构成因素主要来自三条途径：一为陆游风格，二为钟繇书，三为章草书。后两者均变自隶书，故皆有隶法、隶意，而陆游书的朴拙趣也是来自钟繇书的，并多少含有章草的影子。在其代表作如《自书诗卷》中，虽不见章草用笔及波磔形态，但其结体上颇含有一些章草意味。因此综合三者，能说，杨维桢风格的生拙、古朴、天真情境是以钟法为基，兼融章草的，而直接对其书产生影响的则是南宋陆游的书法。我们将其《游仙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图120)与陆游的《自书诗卷》对观可知，尤其是《真镜庵募缘疏卷》与陆书《自书诗卷》最为接近。
但前者之拙朴又远甚后者，而且其用笔的生拗和苍辣又与后者的流畅灵巧不一样。在章法上，前者散落似成无序状态，与其天真朴拙的字形与点画形态和谐地统一了起来；而后者则是分行明晰、间距匀称的。大体上来说，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自身品性和阅历、遭遇等；外部因素：家学传统、师学、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等。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元绍兴路诸暨州枫桥全堂（今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全堂村）人。
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杨维祯的诗，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称其为“一代诗宗”、“标新领异”的，也有誉其“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的，当代学者杨镰更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杨维桢书法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
我们可以把杨维桢书法的风格特征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品：清劲高古，冷峭秀逸。这类风格的作品，晚年较早的典型作品有《竹西草堂记》（图①）。杨维桢时年54岁，当时官迁受阻，正隐居松江一带。此年春，杨维桢游松江张溪，友人杨谦招饮其不碍云山楼小住。杨谦，号平山，别号竹西，松江华亭人，喜与高人胜士交往，读书尚志，不乐仕进。杨维桢曾为其撰两文，一为《不碍云山楼记》（《东维子文集》卷十九），另一即为《竹西亭志》（《东维子文集》卷二十二）。杨维桢将《竹西亭志》题于张渥为杨谦画的《竹西草堂图》之后，自题《竹西志》。
可以看出，此件作品，杨维桢写得内敛含蓄。开头几行，楷书意味颇重，第七行以后，才楷行相间，潇洒自如，但没有大起大落、奔放张扬。用笔上主要取王羲之父子和欧阳询父子笔法，间有章草笔意，显得清雅秀逸。字的结体，基本上字字独立，由于取大欧笔法，又字字气满神足，劲紧豪迈，直面人生，无宋人那种故作歪斜取巧的流俗而入晋唐堂奥。这种楷行相间的写法与无年款的《鬻字窝铭》也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