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者是国家蛀虫
儒家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的荀子，他却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徒弟，一个是秦始皇的宰相李斯，一个就是韩非子。
有趣的是，韩非子认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他公然抨击儒家，把儒生列为五蠹，也就是五种国家蛀虫，枉费国家资财。真是帮理不帮亲呀！
更厉害的是，他指出儒家和墨家不合时宜，矛头直指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子。
作为一个弱小国家的公子，韩非子痛感时局的动荡不安。他虽口吃，却善于撰写文字，精准地描述了当时的真相。“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他写文直接驳斥仁义学说和兼爱学说的存在价值，认为这些学说已经过时。坚守这些理论的人，不过是守株待兔的傻子罢了。真有欺师灭祖的嫌疑。
喜欢韩非子学说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未尝不是因为心中默认了这种蛀虫理论，大开杀戒，毫不手软。
二、富强是国家根本
韩非子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富国强兵，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是赏罚分明，赏罚分明的第一要义是确立法度。
韩非子特别善于讲故事，在他的故事里，鲜明自在地呈现出他的独到见解。这里先说3个小观点。
一是确立边界，各司其职
韩昭侯的典冠者，也就是司掌帽子的侍者，看见君上醉卧在床上，帮昭侯盖上衣服，以免他着凉。
韩昭侯醒来后，不仅不表扬典冠者，反而处罚了他，因为他越俎代庖了。
好心反而会办错事，我们在职场中同样也要注意分寸。毕竟各司其职，公司或者企业才能够顺利地运营。
二是自行赏罚，勿失爪牙
老虎之所以被称为百兽之王，不过是因为它有锐利的爪牙。
如果有人拔去它的爪牙，那么也就没人会害怕它了。
赏罚之权就是人主的爪牙，如果任由大臣行使权力，自然也就名存实亡。
同样，身为管理者，天天讲民主，一味标榜以人为本，根本不肯大胆管理。长此以往，制度规范流于表面，管理权威荡然无有。
三是轻信失国，小心防范
春秋五霸之前，有一个郑庄小霸，郑庄公能够称霸，得益于父亲郑武公的多年绸缪。
郑武公想要攻占胡国，先是把女儿嫁给国君示好，又把劝伐胡国的大臣斩杀明志。胡国国君全然放下警惕，结果惨遭灭国。
人们常说，“听其言而观其行”。政治上却有太多的诡诈和权谋。与其被人牵着鼻子走，私相揣度，不如陈兵国境，不让任何人生起觊觎之心。
就好像一个人，与其去钻营朋友圈，倒不如经营好自己。表面上的客套不如私心里的敬畏，自身的强大才能带来永久的和平相处。否则，不是被漠视，就是被侵犯。
三、三纲是天下常道
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弟子，却非常推崇老子的《道德经》，并著有《解老》、《喻老》等篇。不仅如此，他还宣称自己学说的源起，正是道家的黄老之学。
无为而无所不为。老子骑青牛出关，庄子曳尾于塗中，后世的道家讲究炼丹飞升，出世的道家，反而讲着入世的大道理。这也就难怪，汉朝初年一直用黄老治世。
韩非子汲取了道家的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并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有机融贯为一体，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作为荀子的学生，一方面，韩非子批判了儒家学说的迂腐刻板，另一方面，韩非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封建专制学说。
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然而，明确提出三纲思想的却是韩非子。
《忠孝篇》指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子把三纲的作用拔高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了儒家学说。
汉武帝时的董仲舒，正是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儒学的至高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点，也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虽然荀子是传播的儒家思想，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让韩非加入了自己的想法，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应统治者需要和巩固中央集权的思想，创立了法家学派。
第二点，其中也有荀子的影响。虽然说荀子是继承了儒家学说，但是荀子的思想已经很大程度的发展了儒家思想，和孔孟的思想有了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荀子的“性恶论”和“天行有常”，我认为也为韩非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第三点，我认为法家的思想和儒家思想也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孔子和孟子都强调“仁”，强调个体仁义道德的作用。而法家强调“以法治国”，也是在对人性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决定采取国家制定规则，因为每个个体是自私的，只有利用强制措施来实现整个国家的仁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