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得越成功的互联网企业，性质越偏重于平台：它们提供工具，不生产内容（货物等），接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平台的属性也使得它们在遭遇危机事件时，比三鹿遭遇三聚氰胺毒奶粉更具有争议性，因为外界很难界定平台要承担何种责任，更遑论定性这些平台的主观善与恶。平台不承认作恶，但结果却实打实的“不仁”。以结果论，导致这种羞耻的最大敌人，来自“先天护身符式的原罪”——技术中立。
互联网往往不涉及人身安全，这成为小恶不断的心理依托，但互联网体验为王，侥幸赢不了未来。不作恶 VS 成本，粗放经营与作恶相伴而生，本质上莫不是从业者对成本的顾虑，但从长远看，输了口碑。不作恶，本应成为不分行业不分地域无可争议的企业运营道德标尺，成为企业对用户最基本的承诺。现实社会，企业却经常走向不作恶的对立面，巧立名目攫取利益，看似赢了当下，但逐渐输掉未来。全社会哗然的快播之死，面对涉黄指控，快播高管“技术无罪”抗辩仍有相当多的同情分。“不作恶”变成一件很难的事，制度漏洞，还是技术中立，抑或权责失衡的诡辩逻辑——大善小恶？
互联网技术是上进的，一开始偏袒己方后来互利共赢，但不会那么亲你如果不同国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