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的故事要从哪里说起呢？大家都熟知在莱佛士到新加坡之前，新加坡已经有少量的华人居民，他们或种植甘密或从事锡米的提炼。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华人先贤曹亚志是率先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拉的第一人。这个故事的肇端是《叻报》，在1906年1月1日的一篇名为《亦一伟人》的报道中，作了一段很有趣的曹符义故事的叙述，先是说青山亭有一个曹符义的巨墓，灵异显着，被人当做“老爷”（闽潮人称呼神明）拜祭，以求庇护。接着讲述曹氏如何神勇，身先士卒登陆新加坡，为莱佛士取得新加坡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是生为人杰，死必作鬼雄，报道除了渲染其显灵的神迹之外，也不忘加上一笔描绘一番他的天生禀赋，这些绘声绘影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对开国之君常有的说法何其相似。
1949年2月6日庆祝新加坡开埠130年前夕，《南洋商报》记者洪锦堂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故事，曹符义此时已被称为曹亚志，并说他就是曹家馆的创办人。到了后来在我们小学的华语课本里，曹亚志的故事已经定型成为有血有肉的新加坡华人先贤的历史故事。这里我不想探讨曹亚志的是是非非，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两年前《联合早报》有关曹亚志论争的文章以及已故学者陈育崧的文章。
最近，新加坡因为欢庆“建国50周年”，掀起一场全民大搞“集体记忆工程”的活动，各种各样的“集体记忆”经过“被包装”和“被创作”而纷纷出炉，际此“记忆热”我想说明“曹亚志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加坡的华族先民的历史叙事之中，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以他来作为叙述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历史的起点。
“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我们自身的历史记忆。” (We are what we remember) 我们常会为一些社会群体认知的“社会现实”而创造“历史事件”，并使之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让我们沉浸在自我创造的世界中，为自身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寻找坐标，以作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的需要。在这里“历史”或是“神话”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要表达的背后的社会意义。
明乎此，“曹亚志”出现在早期新加坡华族的“历史记忆”中就不是偶然的，它要反映的就是早期华族先民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就参与新加坡的经济活动，和各族移民产生互动并发展成为人口最大的民族，为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的历史。
面引述《叻报》的报道，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整个曹亚志的故事充满中国历史的神话色彩，可是在2004年新加坡画家萧学民创作“一个时代的降临”的画作中，这个“历史记忆”已经重新被创造，在民族主义和“去殖化”的语境下，画面上出现了代表新加坡三大民族华、马、印三个人物，曹亚志被赋予“政治正确”的新表述。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记忆”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被重新塑造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
新加坡在开埠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就引来大约五千人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这些华人移民主要的是来自于北部的马六甲以及南部的廖内群岛，其中当然包括了“曹亚志”们。中国人移民南洋很早，这些散落在南洋各地的早期移民，被朝廷视为逆民，成为海外的遗孤。他们在侨居地落地生根，娶当地妇为妻，繁衍后代，成为一个特殊的华裔族群，俗称峇峇 (baba) ，他们成为新加坡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这些华人移民由于长期与祖居地（用他们话说就是“祖家”）隔离，虽然还自称是“唐人”，男人除了在穿着上还恪守华人习惯，特别是还坚持留辫子，以及拜祖先等华人传统；女人服饰则受母亲影响倾向马来化的所谓娘惹装束，在家庭用语以及饮食方面已经是华马混杂。“唐山”（他们口中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印象模糊的“祖家”。
凭着能够使用当时本地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 马来语和熟悉本地的生活习惯，在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这些峇峇华人很快就在新加坡崭露头角发财致富，其中佼佼者就是倡议创办天福宫的陈笃生、陈金声等。他们许多人充当英国人的买办，承包英国人下放的烟（鸦片）酒买卖专利权，致富之后，参与建立庙宇和华人义山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取得华族社群领袖的地位，扮演了和英国殖民地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共谋的角色。
新加坡的殖民地政权从开埠开始就采取以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划分区域让各种族分开居住，也从马六甲引入甲必丹制度，委任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内部事务，1926年废除甲必丹制度后改为委任华人咨询委员。这样的结果出现所谓的“分化社会” (Plural Society) ，各个种族之间除了在“巴杀” (Bazaar) 产生交集，各种族之间在其他方面难有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