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所有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影片上半段插科打诨，让人嬉笑连连的同时也勾勒出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四个老师为了改变国民教育选择下乡。驴棚着火了大家一起去救，学生的奖学金不够自愿拿自己的工资去付，仅有的两台显微镜也因为学生喜欢而舍不得卖。哪怕以驴子谎报一个空人头，也是为了维持学校生计。一系列的事都很让人觉得积极正面，偶尔有些缺点却也让人觉得有趣可爱。似乎每个人都能用一个标签来形容。校长是理想主义者，本分的裴魁山老师是现实主义者，唯一的女老师张一曼是个自由主义者，青年老师周铁男是个莽撞的热血者，而校长的女儿是个单纯的有正义感的青年。大家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怀抱着同一个理想，但就是这样一个和谐的系统，因一个谎言和两次外来力量的介入，而逐渐走向崩塌，而系统里的所有人都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理想主义的校长，为了目的，抛弃了一切原则。正义热血的铁男，一声枪响，成了听话的牲口。追求自由的一曼，滥用自由，却被迫失去了自由。现实本分的魁山，求爱不得，成了最恶毒的报复者。淳朴善良的铜匠，因爱生恨，成为滥用权力的刽子手，甚至单纯正义的校长女儿，也成了一个妥协和改良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贯穿整部影片的那个被假冒为“吕得水”的驴也是一个“人物”的话，那么人和驴的对照就明显成了电影的一条暗线。校长的女儿佳佳把驴当人，它仿佛也通了人性，会听人讲故事、听人唱歌，任劳任怨地为他们拉水，似乎比改变后的人还更具人性。
褪去一切伪装和借口，影片中其实最能推动众人的转变和妥协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字——钱。为了钱，真假不重要，原则不重要，道德不重要，贞洁不重要，尊严不重要，正义不重要，甚至爱情也不重要，像极了我们的社会。影片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来自裴魁山在面对利益冲突时的争辩——“你凭什么拿你的道德标准，来绑架我的利益”，听起来掷地有声，一时还竟无法反驳。
正因为看到四位老师的妥协和变化，才让人心酸落泪，似乎透过大荧幕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看到校长的不停妥协，看到张一曼的崩溃，看到周铁男死而复生后的懦弱，看到裴魁山脸上张扬的自私，看到他们守不住的底线，守不住的自我，怎能不让人心酸和难受。没有什么失去比失去自我更让人无限凄凉，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妥协和变化，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自己正在经历的退让和改变。有人不禁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最终失去了自我，那又会如何？
这种担忧很现实也很合理，但这样的拷问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预设——我们的妥协和变化都是环境和制度造成的，正向影片所揭示的那样，其实我们本来是很好的。目前社会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不要测试人性”，其实隐含着大家对人性脆弱与经不住考验的共识。但其实，未经严酷考验过的人性光辉，都是表演。而那表演，往往是一击即溃的。
最近有一部叫《驴得水》的电影火了。
不过，你可能和我一样，很难想象这样一部片名奇葩的荒诞喜剧片既可以票房大卖，也能获赞连连。可是这部电影却做到了，它自上映以来，连续登顶单日票房冠军，各网站评分也一路攀高，豆瓣评分更坚挺地保持在8.4，成为2016年华语影坛最为特殊、最富议论性的一个现象。虽然电影改编自话剧，也没有大明星参演，大部分角色也由舞台剧演员出演，但它以独特的讽刺喜剧形式、深刻又荒诞的主题内涵引发了巨大反响，无数观众在微信，微博和知乎等社交平台上展开了激烈讨论。
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42年的民国，当时的教育问题很严重。有志于改变旧中国农民“贫、愚、弱、私”形象的四个老师，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梦来到农村办学校，却招不来学生，也没钱建校舍。于是就用一头名叫“得水”的驴，报了一个空人头来赚取拨款。但却碰到上头派人来调查，于是他们只好让来修锁的铜匠临时顶班，假扮成“吕得水”老师。
阴差阳错之间，没想到这个被他们嫌弃又臭又脏又没文化的家伙，反而得到了特派员的青睐，被看作“教育家”，还给“吕得水”拨了一大笔经费。之后美国的赞助人来要审查这个吕得水，得知真相的特派员这时也假戏真做，为了吃回扣，要众人和他一起在美国人面前演这出戏。众人的利益之争，爱恨纠葛和权力斗争推动着各种荒诞的情节竞相上演。
电影海报上赫然写着“讲个笑话，你可别哭”，不过相信很多人看完都要流泪，因为悲愤震惊，或心酸无奈。故事与其说是荒诞，倒不如说是血淋淋的现实主义。电影前半段的荒诞故事，荤段子以及一切插科打诨所营造的其乐融融的氛围，到最后都化为了痛楚和悲凉。有人说，“导演周申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人心中的那点梦幻——什么理想主义，什么英雄主义，什么浪漫主义，什么知识分子的脾气，最终都败给了现实和强权”。
影片所表达的对制度的讽刺与控诉确实常常戳得人生疼，处处透露出无可奈何。但也有人认为，导演真正想要探讨的，是环境或制度对人性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性本无善恶，不过是制度出了问题，好的环境和制度可以培育人的善，坏的环境和制度则能无限激发人的恶。而对这种由环境激发的无下限的恶所带来的恐惧，只能由制度的改变来消解。
不过是个脱离时代的教育圈的蛮荒故事，揭露着市井官僚的党同伐异，为什么会引起这么激烈的对人性和制度的探讨？我想每个人甚至导演心里都很清楚，这样的故事每天正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虚构的小社会里的万丈波澜，正是当下大世界的真实缩影。
制度只是人性的最后一层遮羞布
有人说这部电影不过是导演把人性放到了一个极端环境下做的又一个测试而已，它的现实性就是环境和制度可以改变甚至扭曲人性。社会心理学似乎也支持这样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政治环境稳定、经济和法律秩序井然的社会，人们会普遍地表现出善意、友好和积极的特质来；而在兵荒马乱、食不果腹的年代，人们则会普遍地表现出敌意、攻讦和消极的特质来。
这样的观点对我们来说确实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一方面，它极度契合了我们对当下制度的不满心理。我们在当下环境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愤怒，在影片中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们内心最深层的认知恐惧有关。我们不敢去承认我们人性深处本身就是败坏的，因为这会产生最大的焦虑。如果要承认这点，所有的我们的成就和爱就会变得要经历考验，人生意义和目的也变得值得怀疑，而这对人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和环境就成了我们最完美的遮羞布和代罪羊。在当下生活中，我们所经历到的人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差恰好一致和同步，这就更契合了我们的这种想法。于是当我们在生活中一次次经历到人性的无底洞时，我们也愿意将之归咎于环境和时代。在社会心理学中，这叫“外部化归因”。
仔细想来，有谁会从情感上愿意去相信“人性本恶”呢？但如果不是一次次从别人身上和自己身上深刻地体验到，又有谁去否认这显而易见，不可辨别的真相呢？皇帝的新装到底有没有，小孩说没有，大人会说“有没有不重要”。正如那个知道真相的特派员也因着自己的私利，而选择继续装假，“我说他是教育家，他就是教育家”。自我欺骗比直面人性要简单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