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其中王薄（刘德华饰）和黎叔（葛优饰）两伙盗贼都是靠技术吃饭的，实实在在是江湖中人，缺乏技术又缺乏智商的抢劫犯（范伟饰）不仅被王薄鄙视，刚出手就栽在假警察手里。如果不是电影局的傻B硬要塞两个比盗贼“高明”的警察，电影的意义和价值也许大得多，因为我们不知道冯小刚原来想用什么来阻截傻根被劫的命运。从公映的影片来看，王薄最后不是败在功夫不到家和对手身上，而是真情成了他的障碍。从故事设置的被偷对象来看，江湖盗贼已经丧失“盗亦有道”的原则和侠义，只能靠一个女人来坚守最后的“盗德”。影片表达了冯小刚对江湖道义堕落的一声叹息。
相对于北京的庙堂文化、香港的江湖文化，四川文化的地域色彩和民间色彩（人们蔑视庙堂又不相信江湖）都非常浓厚。因此，宁浩选择在山城重庆来讲述这个故事恰到好处（此处的意思不包括四川方言的“笑果”）。可以这样说，《疯狂的石头》的“笨贼娃子”故事是对对庙堂文化和江湖文化中“盗贼故事”的颠覆和反叛，同时也是向民间文化的回归。
影片中警察在这场反盗窃活动中完全是失职的，虽然包世宏是从警校毕业的，学的是刑侦专业，不属于国家暴力机构成员，仅仅是一家即将倒闭的国营企业（市工艺品厂）的保卫科长，但自始至终与大盗小偷斗智斗勇的都是他，而且最后也是他用最不“文明的执法”把麦克捉住。影片中有四处出现警察，一处是交警处理道哥三贼以搬家之名行盗窃之实时的违章停车，交警无法识破盗贼的伎俩，后来我们在公车上播报的新闻画面上也没有看见那个交警的介入。二是消防警察发现是谎报火警后对包世宏一本正经的质问。三是包世宏到警局报告谢小萌被绑架之事，他们的侦察却被谢小萌的父亲“卡”掉了。最后一次是包世宏捉住麦克时警察的出现，警察举枪对准电梯的结局与香港流行警匪片一样，总是在“战争”结束时才到达横尸遍野的现场打扫清洁。这与主旋律的电影也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同时，江湖侠义盗贼在这部影片中也不复存在。从国际大盗麦克走出机场的至酷至型的行状，导演的定格拍摄差不多把他给模特化了。这个专业大盗一遇见小偷时，吃亏的总是他。他出机场顷刻间就被小偷“使诈”偷走高科技的作案工具，又被小偷捷足先登拿走翡翠，最后还傻不拉叽地把自己的雇主给毙了，着实是对香港的“神偷”的调侃和颠覆。
有人把人世间分为庙堂（朝廷）、江湖和民间三个世界，各个世界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文化特质都大相庭径。在艺术作品中，作者或多或少会受各种观念、准则的支配与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影视艺术“盗贼”故事的原型和母题来看，在庙堂文化中，盗贼无恶不作，烧杀抢掠，横行乡里，怯懦的人们对他们敢怒不敢言，但盗贼只有凶狠没有智商，在聪明的好人面前总是丑态百出，正义的勇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往往都会遭遇困境，最后都是清官的一只判官笔替百姓申冤昭雪。如果是善良的人们联合起来（一定有某个正义组织代言人的号召）对付盗贼，总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击败他们。远的比如包公故事系列中捉拿盗贼系列，近的比如侵华日本兵（亦是广义上的盗贼）的遭遇，在《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抗战影片中，日本鬼子总是被三岁小孩骗得团团转，总是犯一些低级错误，经常误进八路军（或游击队、童子军）的埋伏圈，最后总是气急败坏地来报复而遭遇灭顶之灾。再比如80年代之后的大陆警匪片，多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民公安警察总是能侦破盗贼的犯罪谜团，将盗贼捉拿归案绳之以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神警奇偷》（石晓华导演，1992），女奇偷“千手观音”怎么高明也敌不过女神警“反扒大王”的智勇双全。
在江湖“盗贼”系列当中，“盗贼”多是对统治阶级的对头，他们多是江洋大盗，他们或者技艺高超，或者来无踪去无影，飞檐走壁；或者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疾恶如仇又行侠仗义，或者救人于危难之中。这在香港的影片中表现尤其突出，连影片名字都透着作者对盗贼的崇拜和敬仰。《玉女神偷》（楚原导演，1967），《神偷谍影》（陈德森导演，1997），《神偷次世代》（叶伟信导演，2003）；还有大陆的《百变神偷》（梁治强导演，1989，反映的30年代的侠义盗贼故事）等。其实，这类盗贼往往是侠客的变形，是正义的化身。在民间话语体系当中，小部分盗贼故事是江湖系列盗贼故事遗落在民间的发芽开花，当中寄托着人们对盗贼的期望，大部分盗贼故事是“笨贼娃子”故事的衍变和复制。尤其在“川耗子”特殊的地域文化当中，大盗不多见，通常是小偷小摸，但都没有老百姓聪明（实际上是编故事人认为的“贼没有我聪明”），正如包世宏所说的：“天底下比我聪明的贼还没有生出来”。因此，在《疯狂的石头》当中，乡村小偷也好，国际大盗也好，在一个小小保卫科长眼里，都是欠缺智商的角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