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开篇作《浮瓜》以令人熟悉的黑社会买凶杀人情节开场，让我想起香港电影的黑社会情结。危险的，地下的，命悬一线的黑社会，同时也是忠诚，信任，等价交换等不为摩天大楼所容的”传统美德“的栖身之所。两个沦落到帮派边缘的底层小人物碎碎念叨各自的失败人生路，不着一字地着描摹着一个想象中的美好的市民香港。黑社会情结，说到底是今天的香港对前现代，前殖民，前资本主义的香港的一份不甚“合法”的，想象的，乡愁。黑白色的《浮瓜》奠定了《十年》的叙事两分法：本土-市民-底层，对应着美好和光明；外来势力-政府-权贵，对应着所有的丑陋绝望和黑暗。 把时钟往后拨的《十年》，是一部关于乡愁的电影。对我而言，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它对敌人的妖魔化表现，而是它对“本地”的反身凝视。 这是一种自恋和自毁并行的凝视：《冬蝉》，
抑郁如行尸走肉的男主角执意封存住自己还在搏动的血肉，如此才能在血液凝固的前一刻感受到生命的鲜活。他终于看见了标本中的自己，也结束在了自己的标本中。 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的凝视：《自焚者》中伪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迫使彼此观点针锋相对的独立派进行一场虚拟的自我暴露和自我审判，映照出彼此的偏执。 然而《十年》的更是一场自我东方主义的凝视：《本地蛋》试图在一颗土鸡蛋中寻回香港的“本土性”，这无异于《舌尖上的中国》企图在菜肴中发现“中国性”——“本土性”就是这样一种很玄的东西，一旦成为商铺标签上的卖点，它就同时宣告了某种无边界的霸权对”本土“的胜利。
《十年》毫无意外的刺激着一大波真爱影迷、猎奇心重的路人、向往乌托邦社会的键盘侠以及暗藏反社会因子的生活卢瑟，有人渴望一窥生活全貌、有人单纯寻找怒骂的理由、有人为装逼层次的不断提升而洋洋自喜、有人执着于通过自己的判断选择一部电影可看与否。
而《十年》的被禁，连累着给他颁奖的金像奖主席尔冬升被炮轰，但仔细想来，在颁奖前，他被问到在颁奖典礼上能不能提到十年两个字，他则引用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名句，“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按照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人们并非要恐惧一件事发生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是不要因为害怕有后果就不去做你有权、有需要、有义务去做的事。《十年》对于政治来说不是一个好故事，但它是一部电影，也是一部好电影，值得并有权利堂而皇之的登上香港金像奖的宝殿。
影片本身，它的反乌托邦背景设定、分段式故事结构、港味极浓的影像风格、精炼的故事创作、以及配乐等等都十分符合我的口味，单单从电影来说，我为它钟意。然而在我所接触的反乌托邦故事中，基本上构想的对整个世界形而上的未来式悲观遐想，并非特指某个国家、
某个政党，而是针对某种独裁的制度、某些不公的法律、某类荒诞的社会现象，这些光怪陆离的恐怖构思一遍遍引起人们对现有生活里自由和平等的反思。比较乌托邦的理想模式，反乌托邦社会更容易发生也更符合缺乏引导和辨别能力的人性自由式发展规律。而本片建立在政治如此敏感的真实国家问题上，整体的悲观气氛清楚的反映了导演的立场，那么它的被禁便不是毫无道理。呈情表愿固可贵，祈福求进价更高。自由之声唤民从，却非众民皆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