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回答问题，鉴于手机码字我就不列法条了，肯定地说，获得辩护权是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有的，从被公安机关采取第一次强制措施起，就可以要求聘请辩护人。侦查阶段只有律师能承担辩护人，到审查起诉阶段之后，亲友及合适主体推荐的人员也可以担任辩护人。除了辩护人可以独立辩护以外，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辩护。但是，我国现在的刑事案件辩护率不足30%，数据来源我上个月还引用过，等有空找到了来贴。原因在于，美国认为辩护律师对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我国只有在法院审判阶段才能叫被告人）来说是必须品，每个人都要有，因此国家有公设律师这一设置，财政划拨支付工资，不收当事人的钱，所以在美国，有能力请自己来找大牌律师，没能力的国家负责给你指派。而中国的律师制度跟英美是不一样的，除了在一些国家扶持地区外，没有公职律师，律师们不拿国家的钱，犯罪嫌疑人需要依赖于家属帮助聘请律师。我国的律师行业起步较晚，刑事辩护律师属于奢侈品，远远达不到必须的程度，当事人自己有能力的自己聘请，确实贫困或符合刑诉法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指派律师，而没能力但又达不到法律援助机构设定的贫困标准的这一中间部分，则被忽略掉了。我国所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即使是有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我只在贵州见过），犯罪嫌疑人也要通过法律援助手续才能免费获得律师的帮助。程序一般是本人或办案机构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联系律师，国家支付补贴2000块（帝都标准）。再来说刑事辩护律师的感想。如果大家翻一翻我以前的回答，或许能看出不同阶段我的态度及思想都是不一样的，充分体现了一个新律师的成长痕迹……
在中国，做刑辩律师，基于司法环境的问题，自然是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令人酸楚。无论是在看守所会见时的窘况（不但需要在烈日寒风中排队，还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许会见，即使见到了，也会出现各种状况），还是阅卷的阻力（有些单位设置障碍，不给律师阅卷，或者收取高额的复制材料费），法庭上会可能遇上傲慢无礼的公诉人和法官，这些打击都会让律师郁闷、抓狂，觉得悲从中来，倍感做律师的艰难，法治道路的漫长。即使是我现在做律师已经十多年，见惯了很多的事情，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处变不惊，同时我又是在北京的超级大所担任刑事部负责人，一般而言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都会比较客气，我仍然时不时地要面对一些非常棘手的事情，心情因此变得糟糕，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去消解这些负面情绪，以免自己陷入绝望。
年底看守所会见室里排队见人。个么实习不到两个月，跟师傅去会见了受贿罪，私刻公章，诈骗，开设赌场，还有个非法拘禁补侦了还没阅卷。。就是每个在看守所的女犯人都鼻涕眼泪一把抓“我只是想出去，里面太难受了”看守所的男犯人“是谁谁害我的，跟我过不去，故意不放过我”前几次去的时候总是默默的听着记录，后来脸皮厚了跟师傅吐槽。侦探脸“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师傅“他随便说说，你随便听听，看到卷宗再说。”……反正千万别被会见时的鼻涕眼泪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