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这是个写作手法，有好也有怀，好处是还蛮有趣的，可以增加一些陌生感，玩法新鲜，看到了会觉得跟平常读小说作品感受不太一样，还有就是使作品中的故事和现实生活形成互文关系，拓展作品的时空维度。没什么坏处，但确实也没什么用，花活儿而已。像纳博科夫在《普宁》里那样，通过构建一个环形形式，“变”出两个叙述者，让读者搞不清楚故事究竟是谁讲的，就高明得多。这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作家们所带有的时代印记，都是读马尔克斯、略萨、阿斯图里亚斯过来的，吸收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浅层）的养分，有文体革新的冲动，这么多年用习惯了，也就这样了。
自从文艺从高雅走到了高梁地，莫言的作品就成了代表作，就屡次得到鬼子的奖，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时代必须有时代的文艺文学电影，怎样树立呢？鬼子给的奖就是标准，鬼子说好才是好，三位一体各有需，鬼子找到了知音，时代有了共呜，个人名利双收，皆大欢喜。不要再攻击一个人了，都是混江湖，应该宽容大度每个人。所以莫言的作品无论怎样，应该去扶拥顺大流。
叙述者并没有在小说里出现，但他无所不知，清楚所有细节。上帝视角的小说中很少出现第一人称，读者甚至不能确定这个叙述者究竟在小说里还是小说外。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可以作为上帝视角的一个例子，讲了很多事，连深夜两个人的闲谈都讲到了，但这些事究竟是谁在讲，又是怎么知道的，读者无从推测。
莫言无戏，开不了场，就反反复复敲锣打鼓，是为“磨台”，实属不得已。莫言作品中的人物是莫言要他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莫言怎么想，就叫人物怎么想， 所以莫言和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共同感应的双胞胎，这就是为什么莫言作品中没有一个新时代焕发正能量的人物，因为这对双胞胎就是渣。
增加一种真假虚实杂糅在一起的荒诞感。莫言的小说，恶与滑稽按反常化方式构成，本身就充满怪诞感，中间又突然出现作者自己的名字，亦真亦假，对读者是有冲击力度的。而且这也跟莫言自己的惯用技巧有关，已经成为一种特色了。人家就是喜欢皮这么一下，还能怎么评价呢？
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比如余华的《活着》，故事是一个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我”从福贵那里听来并记录的。再比如毛姆常用的手法，化身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不断从别人的口中听到新的故事并记录下来，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月亮与六便士》、《刀锋》都是这种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