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并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而死，终年70岁。
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
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信仰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他相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没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对他的召唤，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也许人们笑他，笑他天真，笑他顽固，执迷不悟，但是惟有那些真正洞察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才会为他的智慧与忠诚所折服:智慧使他看到并一直紧紧关注着的众人未曾察觉的美德，忠诚的是于他自己热爱的城邦，于他一生遵从的法律，于他永恒不变的理想追求。
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
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他的行为和学说，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著作中的记载流传下来。关于苏格拉底的生平和学说，由于从古代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和说法，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欧洲文化史上，他一直被看作是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几乎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相同。哲学史家往往把他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将他之前的哲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更以其灵魂转世与净化的基本思想，给柏拉图以极其深刻巨大的影响，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乃至后世的西方哲学。
要研究苏格拉底的哲学信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他完全没有留下半点自己的著作，我们只能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载中加以探索，然而他们两人的记载又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对于何者的记载更接近真相一直是争论的话题。有些人认为苏格拉底其实没有任何特定的信仰，而是只会加以盘问每种信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发表的冗长理论其实是柏拉图自身的想法。要从记载中区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两人的概念相当的困难，同时要解释他们的概念又更为困难。也因此，要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的记载中寻找苏格拉底的理念并不简单——必须留意这些理念很可能不是苏格拉底本人所提出的，而可能更接近于这些记载者自己的看法。
从对话录里得到的证据显示苏格拉底只有两个导师：文法家普罗迪科斯（Prodicus）、以及一名女祭司狄奥提玛（Diotima），狄奥提玛教导了苏格拉底有关爱的知识。一些对话录也显示出苏格拉底曾受到了当时的思想家如巴门尼德和阿那克萨哥拉的影响，历史记载通常也将这两人视为是苏格拉底的导师。古典历史学者John Burnet主张苏格拉底的主要导师是阿那克萨哥拉派的学者阿基劳斯（Archelaus），有关阿基劳斯的记载其实也是苏格拉底自己的理论。而Eric A. Havelock则认为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哥拉派的关系证明了他与柏拉图的哲学理念差异。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他曾说：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人，正是出于这种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苏格拉底开始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的定义应该是热爱智慧的人，而不是有智慧的人，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学为“伦理哲学”。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苏格拉底（希腊语：Σωκράτης/英语：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公民陪审员。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被后人广泛地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身为雅典的公民，据记载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引进新神论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尽管苏格拉底曾获得逃亡的机会，但他仍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