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泪点很高的人，看《活着》的时候哭成狗，不是因为作品本身，是因为福贵简直就是我大伯的真实写照。当我还是一个有文艺梦的森破少年时，最想写的，就是大伯的经历。大伯今天73岁。据说祖上是地主阶级，后来到我爷爷辈时，家境开始败落，因为抽大烟，到我伯父这一代的时候，已经和普通农民没区别了，但是伯父智商很高，学识也远超当地人，他有个外号，叫孔明。对了，他做过10多年的代课教师。听我母亲说，我伯母生过13个孩子，大部分都夭折了，只有3个成人（两男一女），现在只剩两个了，在我小学六年级时，堂哥死于肝硬化。目睹晚年丧子之痛，让当时年少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之苦的巨大冲击。患肝硬化那个堂哥死之前两年，他13岁的儿子，也就是我大伯的亲孙子，唯一的孙子，在一个湖泊里溺水身亡。因为这件事对我堂哥的巨大打击，他郁郁寡欢，两年后就死于肝硬化。后来，我嫂子找了一个上门女婿，简称A。A来自凉山光棍村，村子里大部分男人都没有老婆，因为太穷，所以大部分人都做了别人的上门女婿。A有一个亲弟弟，简称B。虽然当时的农村重男轻女还很严重，但是我大伯很疼爱他女儿。大伯的女儿，也就是我堂姐，嫁得不远，经常能回家。我堂姐夫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对我堂姐很好，他们生了4个孩子。我上高一时，堂姐夫从核桃树上摔下来，送到医院一天后就死了。两年以后，我嫂子上门的男人的弟弟，也就是B,做了我堂姐的上门男人。他们一起又生了一个孩子。我读研时，有一次农村老家下大暴雨，我堂姐在那个村庄有一条铁路通过，因为是山区，铁路隧道和窑洞很多。堂姐家五个孩子中的四个外出割草，下暴雨时和其他几个人跑到窑洞里躲雨，大量雨水灌进窑洞，形成巨大洪流，水直接流到当地一个很大的湖泊里（也是侄子溺水那个湖泊），然后，这是事故以后的新闻:其中，遇难的5人中的两人，和失踪的1人，都是堂姐家的孩子。后来我在医院里见到了堂姐家唯一幸存的孩子，她当时16岁左右，伤得不重，但是满身皮肤都被荆棘刮破了。
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悲惨是他们普遍的遭遇，所以《活着》讲述的，是中国人当时的一种生存状态。即使放在今天来看，这种生存状态里最本质的东西都没变过，我们的人权，选举权，普法权等等基本权利，依然破败不堪。社会底层的人民，活着，就算只是活着，猪狗不如的活着，都是那么困难。你随意翻阅现当代史，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福贵的一生还在不断上演着，最美老师郜艳敏的故事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如果说中国是一袭华丽的袍子，那么《活着》就是里面的虱子。小说的悲剧堆砌是一种形式主义，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想用一个简单的形式去证明国人的悲惨处境，它的不真实反而囊括了更多的真实。余华换一种讲述方式，那就变成意大利导演罗贝托·贝尼尼的《美丽人生》，但余华不是这样的一个机警聪明的作家，他对海明威的致敬，对昆德拉的不待见，注定了他将走向一个力量型作家的队伍里。你闭上眼睛去听，书本里全是钝刀割肉，划过骨头时沙沙作响的声音，充满着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冷酷调性。
《活着》中的悲剧是刻意的堆砌吗？我认为是的。但是这失去了真实性吗？没有，余华的作品从来就不是某件事某个人。而这种悲剧的堆砌，这种悲剧中的快乐，我想正是他写作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每天都在发生着灾难。可是，通常的情况是，当灾难没有落到我们自己头上时，作为旁观者，我们往往不敢设想这灾难落在自己头上怎么办。然而，事实上，一旦这种情形发生──它完全可能发生──你就必须承受，往往也就能够承受。王子说的话是一个理：“凡是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最低限度，生命本能会迫使你正视和迎战灾难，不让自己被灾难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