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作为一部艾滋病患者题材的电影并没有回避人的劣根性，那些对贪婪，对蒙昧，以及对欲望的淋漓刻画，让整部电影呈现出一股子生猛与放浪，因为这股生猛与放浪，这部电影才没有像其他电影那样落入道德的架空世界。基于这种设置所造就的人性的真实，使得一场爱情悲剧，更让人感觉周身寒冷，悲从中来。对于艾滋病患者，舆论的主观视角通常会自然地投以同情，这种将其弱势群体的定位，容易让创作者为其虚构一个完美的道德世界。《最爱》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突破惯性思维，将地点设置在一个愚昧封闭贫穷的山村里，将故事建设在一个充满蝇营狗苟，存在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的现实基础之上。艾滋病患者处于“多活一天是一天”的生存困境。在他们身边，是经济洪流中贫困的村民同样以自己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生存权， 顾长卫也不是第一天拍电影，
也不是第一次知道有〇局的存在，也不是第一回送审片子，确实中国的导演都在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你既已明知想要跳舞是要戴镣铐搞不好还要踩火堆的，你也晓得镣铐大概长什么模样多少斤两，假设真是在跳舞的过程中被砍断了手脚，从神仙姐姐被迫剪成了天线宝宝，那也是斗争水平不够，智谋出得不足。而且从上文讲到的影片序幕，还有影片中间夹杂的某些镜头（比如盲流双人组在棺材旁看赵齐全坐在“宝座”上），能够通过〇局这些“审片专家”（这些专家都是学电影搞电影出身的，而且常年就这几个人审片，只有比我辈火眼金睛的）的法眼，我想不通剩下是有什么样的剧情才导致片子只要做到“大体言情”，非要“大体言情”，就能，才能，通过审查。
本片唯一一个与背景密切相关，且能十足体现此片黑色面的角色就是赵齐全——他是血头，而因卖血而导致一个村的人集体染上艾滋本身是个很有和谐特色的事情。在得病的村民一个个死去的同时，身为祸源的赵齐全非但全无悔过之意，且靠着这笔人命财做起了棺材生意——类似杀了人以后还把棺材卖给死者家属，还拿棺材收买了被他害病的村民帮他砍村里的树，进一步危害村民的生存，后来他发了富，搬到“城里”去了（话说在本片中“城里”是一个抽象的所在，商琴琴卖血也只是为了买一瓶子“城里”女人用的洗发水），
与领导拉上了关系要搞起房地产，想用村里的地造陵园。不难想见在不久的将来，老柱柱和赵得意都死透了，他将家财万贯，吃特供食品买lv把女儿送出国最后自己再移民出去。 他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转变，简直就是农民在城市进程中被一步步赶上绝境的历史。濮存昕大叔也演得非常给力，我总有好几个场景怀疑这人不是濮存昕而是一个长得非常像他的真实生活中的血头。如果电影能把其他拉里拉杂——尤其是赵得意和商琴琴因同病相怜+生理需要+隔离效应而产生感情云云——先放到一边，想办法把赵齐全的故事讲好（是不能讲明的，因为讲明就真的阉你没商量了，但是可以避讳，本片既然走荒诞路线，完全是可以避过去的，都不要一开始就把观众想得太笨——虽然我最近发现有些人的确是不懂“反讽”是啥意思），然后再把其他的辅料加进来，特殊的事件背景，特色的人群，特有的切入角度才能耦合，而不是彼此分散掉能量。
盗伐山林、倒卖棺木、遗嘱离婚，现实的残酷更凸显出人性。与此相比，这些险恶现实挤压着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空间，对热病的恐惧和歧视，反而落在其次了。娘娘庙小学是艾滋病患者的“和平饭店”，但和影片里表现的所有快乐都非常短暂一样，这里只是外部欲望世界的一个缩影，因为欲望无处不在，无论它的宿主是疾病还是健康。偷窃代表着一种贫穷境况下对物质的战友，这和艾滋病患者“多活一天是一天”一样，都是生存的欲望。在这种语境下，这两种占有都无法否定。偷米是因为要照顾家人，偷棉袄是为了兑现承诺。
影片甚至为赵齐全安排了一段独白，来说明在这个基本上反面的角色身上，导演也并非简单的善恶标准。商琴琴和赵得意的结合也是一种欲望的演绎，爱其实是种性欲的驱使。一个是一年多没有摸过老婆的手，一个是饱受丈夫虐待打骂，当两人在午夜房顶初次相会，那时还没有爱，仅仅是对压抑性欲的发泄和满足。当两人因为偷情再次遭遇家庭的压力，他们才因为同病相怜而更加靠近，逐渐演变成更进一步的情感。这种无法简单定义的情感，包含着较大比例的爱情，当然也包含着同病相怜同仇敌忾，以及为生存权的某种赌气。当他们身处其中，那是种无法辨识的复杂情感，只有在经历死亡之后，你才发现冷暖依偎着走过的那个阶段，才是一辈子深入骨髓的“最爱”。
你想寻找共鸣吗？只缘身在此山中。
没看过，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