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效益原则是指税法活动始终追求社会效益(社会公平、社会安定、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等)。税法效益与税收存在重叠的部分，即税收的经济效益与行政效益。这部分就要求国家设立税收法律、法规时，要从征纳双方方便考虑，尽量减少环节，简化程序，节省征纳双方的成本。税法效益原则主要包括纳税效益和征税效益。纳税效益是指纳税人在依法纳税时，使其纳税成本达到最小化;征税效益是指征税主体付出最小的征税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税收效益至上税法效益的狭小部分，因为法的效益不仅包括的经济效益，还包括法的社会效益，它是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体。税法效益不限于税收效益，如个人所得税法、遗产与赠与税法、环境保护税法等，它最终所追求的效益不仅包括使其纳税成本最小化和使其最大的税收收入，还应包括社会公平、社会安定、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等社会效益，即税法效益，而非狭隘地、简单地增加税收收入和降低纳税成本，即税收收益。
税法效益原则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基本原则。因此，税法效益原则的标准也可以分为税法经济效益原则和税法社会效益原则。税法经济效益原则的标准包括两个：征纳成本最低原则和最大限度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征纳成本最低原则就是用最低的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征收和缴纳按照税法规定应当征收和缴纳的税款。最大限度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就是税收的征纳活动应当最大限度有利于经济发展，不能阻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税款征收过多也会阻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税社会效益原则的标准则包括促进文化、道德的进步，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税法社会效益往往不是能够在短期内通过直观的方式发现的，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通过一些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来发现。英国历史上最早的“无代表不纳税”的税法制度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发展，这是税法具备较高社会效益的典型案例。
心理学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理论依据，做为可能解释，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的答案都不能算是真正的解答。举例来说，你可能听过以下这种理论：人类行为是著由动机而引发；动机就是答案。然而很不幸地，心理学家对于什么是动机，以及它如何作用各有不同说法。有些心理学家相信动机是由人们的内在所产生，其他心理学家则认为动机是因为外在环境的刺激而产生。两种学派都觉得自己的理论十分具有说服力，但是却也同样叫人困惑。经理人的工作是让员工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与最安全的状况下，制造出高品质的产品或是提供高品质的服务给客户。这正是客户所要求的服务。客户想要知道如何增加销售量、如何改善产品或服务品质。如果我们所提供的方法没有效率，顾客是不会付钱的。不幸的是，在看过许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报告后，我们得出与其他人同样的结论：动机是一件既难解释又无法衡量的东西。你无法像量血压一样地衡量动机。动机是一个名词，专门用来解释［一样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它使得人们做各种行为。连心理学家都很难解释人们为什么做这些事，经理人就更难找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了。通过一些办法让自己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是效益最大化。
营销的终极目标是效益。因此，效益最大化必须是营销考虑的首要问题。如何效益最大化?必须以效益为一切考核的标准。不要看这个市场销售了多少，投入了多少，而是要看这个市场实现了多少效益。要实现效益最大化，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现象：凡升级的版本上市之后，消费者都会有一种求新的欲望，就算是以前的版本还是新的，甚至根本就还没有用熟，也都会盲目的、随波逐流的、争先恐后的、心甘情愿的掏钱去买升级的版本，然后再开始取笑那些还没有升级的人。IT行业就是靠着这种“自己淘汰自己”的产品开发策略和“一日千里”的产品开发速度保持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并实现了神话般的发展速度。这种在IT行业的规律虽说不可能照搬到食品行业，但我们仍可以从中获得启示：我们必须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管以前的产品是否已经过时，就算是正在畅销，我们也必须自我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