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周礼》记载，我国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在路边道旁建有厕所。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厕，清也。”意思是，厕所是清除污物的地方。厕所有公厕和私厕之分，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最先出现的应该是公厕，而非私厕。公厕，又叫官厕，中国最早的一种公厕，是建于道路旁边的厕所，即所谓“路厕”。
所谓“匽”，就是古代的厕所，它又称“偃”。依东汉学者郑玄注解，匽，就是路厕。清代学者王念孙则认为，“井匽”是隐蔽的厕所。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即便建在路边的厕所，也是讲究隐蔽的，最简单要有一道围墙做拦挡屏障，不然有伤风化，成何体统？ 在《说文字释》中诠释“厕”字时说，“厕，言人杂在上，非一也。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可见中国人对大小便自古就很讲究。厕所的设置完全是为人所方便，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我国古代很注意厕所合理设置，以方便为先。春秋末期，墨子在《墨子·备城门》等篇中就有“城上五十步一厕所”，“上厕所为城上之厕”，“溷则城下积不洁之处”。它告诉人们在城墙上建厕所，是为了方便士兵。五十步一厕，士兵不远离哨位就可如厕。在城下建厕叫溷，当城市被围困时，城内的人到指定地点使用厕所，以便让粪便得到统一处理，避免到处拉尿造成环境污染，产生瘟疫。
先秦时代的公厕有具体的选址和建筑标准。《墨子·旗帜》中称，“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所谓“屏”，就是围墙作厕；“溷”，则是古人对厕所的另一种叫法。 墨子生活年代的公厕，应该是一种标准化厕所，规格统一：围墙周长“三十步”，越过了40米；高一丈，超过了2.3米。这是供军人使用的厕所，如果是民厕，围墙增高，达一丈二，越过了2.7米。厕所有这么高的围墙，想偷窥是很困难的，可见中国古人很有心，充分考虑到了隐私保护。
“溷”字在古汉字中是猪在圈中的意思，所以说在春秋时期及以前的厕所，连高官贵人的厕所也是设在猪圈内的。 中国古代最早提到公共厕所的文献是《周礼》，根据考古资料，在夏商时代城市之中就有了公共厕所，殷墟出土过洗沐工具和牙签，表明至少在殷商时代人们沐浴和注重个人卫生就是经常的事情了。
春秋战国时代的厕所排粪池颇深，所以有人不慎跌入厕中身亡的例子，《左传》载晋侯某跌入厕中而死。河南登封东周阳城发现的城市自来水供应系统，据说是我国目前最早的自来水供应系统。专门用于沐浴的浴室至少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浴室之称就已经出现。不过似乎都是家用，公共浴室好象还不见于考古发掘资料。
厕所在秦汉时称为“厕”、“圊” “溷”、“清”、“轩”、“更衣之所”等，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包括皇族宫室、官府、普通民居乃至于野外军营等绝大多数秦汉建筑和都设有厕所。《考古与文物》杂志载称，根据当时的考古发掘，汉代的厕所不仅有蹲式厕所，还有坐式的。当时的私厕不仅数量远过公共厕所，设施也优于公厕，这与古罗马遗址显示的，下层百姓家中没有任何卫生设施行成了鲜明对照。南阳东汉墓中，不仅男女两个厕所左右并列，且其中一个便坑前有尿槽，另一个没有，形制与现代已无区别。
2009年，笔者曾顺便前往芒砀山，考察了梁孝王墓。看到，在座便器的正后方墙上，还凿出了一条冲厕的水管，蹲位旁边还有石质扶手，设计相当人性化。后来，在满城陵山中山王墓中、徐州狮子山、驼篮山楚王墓等个已发掘汉墓中，笔者均看到了“厕所”，只是豪华程度不等。值得注意的是，厕所旁边往往还有配套的“浴室”，显示出时人先进而又科学的卫生观念。【这是私厕才这么豪华，民间的多是茅坑】
古代厕所，在很多时候男女共用，只讲“先来后到”，这种情况在现代也存在。但男女毕竟有别，特别是公厕，如果男女共用，显然是很不方便的，更谈不上隐私保护。随时人类文明的进步，自然而然，厕所便有了男女之分。
厕所具体何时候分出男女的，史料上并没有明文记载。从现代考古出土物来推断，至迟在汉代，厕所已分男女。 至于中国的公共浴室何时出现，一时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考古资料，但是至少在唐朝时就已经有的关于公共浴室的记载，估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逐渐交融，而少数民族对于身体的禁忌不如汉人，公共浴室应该出现。
宋代的公共浴室情况非常发达，遍布开封城内外，浴室实行男女分浴，服务非常周到，除了提供沐浴外，还提供揩背、修剪指甲、按摩等服务，还提供茶水、酒类及果品等。除都城外，大大小小的城镇也遍布各种公共浴室。
元代的公共浴室情况非常发达，马可.波罗记载当时的人们“每日早起，非沐後不进食”，还出现了药浴。明清时期，中国的厕所和浴室更加普及，基本上一建房都要同时配建厕所，明代的公共浴室叫混堂，又叫“浴肆”，每次沐浴的价格为一文钱，配有澡豆等洗洁用品，在当时又叫肥皂，最著名的肥皂叫“天理肥皂”。清代的公共厕所及公共浴室与现代已经差别不大。
明末清初佚名者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通过湖州乌程县乡村的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就反映出了这样的一面：
一是清代城市厕所较多。 [穆太公就是因为到城里去。见道旁都有“粪坑”，才动了脑筋，做厕所生意的。在他看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 ]
二是乡村厕所也非常规范。 [穆太公请了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他又请了一位镇上教书先生，为这个厕所题了个不伦不类的“齿爵堂”名字。]
三是厕所生意也要做广告。 [穆太公怕众人不晓得他所砌的厕所，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贴起，上面写着：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四是厕所还需美观、方便。 [穆太公将厕所“粉得像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乡间人便后揩屁股，“用惯了稻草瓦片”，穆太公便配上现成的“草纸”，加上他开的厕所“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连那女流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便又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五是厕所的粪便可以出售。 [明末清初的《沈氏农书》就有去杭州买人粪的记录，穆太公卖粪正可互证：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
六是厕所文明已经形成。 [“那些大男小妇，就如点卯一般，鱼贯而入，不住穿梭走动”，穆太公每天“五更便起，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这使人感受到明清之际乡村开化习气的吹拂。]
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还没有厕所观念。
“大立”总是建立在“大破”的基础之上，没有大破，不可能有大立。修修补补，完成不了宏图伟业。有人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白”，也就是干干净净，一无所有。前提呢，当然必须将旧有的一切扫除干净，也就是“大破”。
如果按时下国学家们的说法，传统的就是国之精华，即国粹，那么，“大破”该纳入国粹的行列，因为大破确乎是历史悠久得很的传统。项羽进入关中，将一座美轮美奂，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烧为白地；李自成杀到北京，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将一座富丽的皇城，变成了人间地狱，令人发指。这都是“大破”。然而，满足了复仇带来的快感的“大破”之后，并没有“立”，其结果就是干这破事儿的人逃遁，毁灭、消亡，灰飞烟灭，除了给后天添一些笑料，一无所有。
反倒是很被我们切齿痛恨的侵略者，“破”了后，还有那么一点“立”。
话说当年八国联军开进天津，最初干的事情，就是项羽李自成们曾经干过的，能抢掠的抢掠，能捣毁的捣毁，能奸淫的奸淫。可是，他们毕竟是文明人，“大破”之后，为了长治久安，“立”了很多，只说两点。
第一。在天津建立了警察制度，负责维护一方治安。中国有警察，这是头一遭。当时，这警察不叫警察，叫巡捕。后来李鸿章接管天津，连巡捕制度一并接管了过来，改名“巡警”。
中国之前的数千多年历史，居然没有警察。负责治安，全靠保长甲长里长们办完正事后发挥余热，我们想想都后怕，漫漫数千年，治安糟糕到什么程度，难怪盗匪横行，无法可制。
第二，修建公厕。从前，整个天津没有公共厕所。其实哪里是天津没有，全中国都没有。市民们习惯在街上随地拉屎拉尿。在空无人烟的乡野，随地大小便可能无所谓，顶多骂做没素质，不至于污染环境。可是，人烟辐辏的都市，臭气熏天，我们中国人，居然习以为常，难怪被视为野蛮民族。正如今天，西方人在中国看到随地吐痰一样，要邹眉头。八国联军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全面兴建公厕，明文禁止随地大小便。违者罚款大洋一至两元或罚修建公厕。
当然，侵略者们不会想到，他们在无意中已经将现代文明包括契约精神民权意识带到了中国。
从此，天津才真正有了现代文明，我们中国人也算看到了现代文明的曙光。
我们本应该痛恨侵略的。可是，假如没有这些侵略，我想，我们大概还在专制的牢笼里昏睡吧。
千万别误会我在为殖民者唱赞歌。
附注：据有人考证，我国古代的城市，是有公厕的，叫路厕。但严格地说，路厕并不是公厕
据《周礼》记载，我国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在路边道旁建有厕所。
在《说文字释》中诠释「厕」字时说，「厕，言人杂在上，非一也……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可见中国人对大小便自古就很讲究。厕所的设置完全是为人所方便，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我国古代就很注意厕所合理设置，以方便为先。如春秋末期的墨子，在《墨子．备城门》等篇中就有「城上五十步一厕所」，「上厕所为城上之厕」，「溷则城下积不洁之处」。它告诉人们在城墙上建厕所，为了让宋城士兵方便用厕。五十步一厕，让士兵不远离岗位而就厕。在城下建厕叫溷，当城市被围困时，城内人到指定地点使用厕所，以便让粪便得到统一处理，避免到处拉尿造成环境污染，产生瘟疫。「溷」字在古汉字中就是猪在圈中的意思，所以说在春秋时期及以前的厕所，连高官贵人的厕所也是设在猪圈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