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文献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准确说所有文献都可以是学术研究对象，毕竟进入paper时代了，引力波的发现成果也必须输出成文献了。但是，中国情景下的古典文献学，一般归为文史哲下的工具性学科。在古代中国，文献学主要是为经学，史学服务的，然后衍生出其他东东。因为当时文献学的目的，是搜集整理，辨别真伪。比如通过对比两本《论语》，可能会发现它们有的语录不同，进而导致（今人）后人产生不同解读，一旦帝王将相介入其中，这些语录又会左右官府制度，甚至影响人们的思想。
所以文献学发挥了稳定，统一，沟通的作用。个人感觉，学习文献学，就能有进一步了解历史的可能。好的，我功力不够，下面仅仅探讨一下古典文献学对史学的用处。历史强调论从史出。这个史有3个方面，一个是人性思想，一个是物理世界，一个是文献资料。在电子文献被发明之前，几乎全部主要的文献资料都是来自印刷文献。有了文献学功底，会加深历史的感悟。当然，如果对人性琢磨不够，对物理世界缺乏基本常识，那么文献学再好，也不过是书呆子吧。又，在当代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指先秦到民国的文字资料，部分与考古结合。文献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阐释，沟通，挖掘而产生的一门工具性学问，常用的手段是对文字内容和文字载体进行甄别对比。
文献学是一个工具属性偏强的学科。它的本质其实只有两点：整理资料和甄别资料。如果广义的讲，任何学科的研究其实都离不开文献方面的功夫，即使是理工类学科，你在确定一个课题之初，也需要进行大量地研究资料整理，例如前人的研究方法、角度，现阶段已经确定的结论，以及尚待研究的问题，等等。这是搜集资料的方面。而甄别也是文献学经常需要处理的问题，举个例子。国内书摊上经常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的《老子》、《论语》这些书籍，相对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些书社，这一类书籍无论是备查还是待读都不可取。这种情况在古人那里也是存在的，明代书商经常干这一类事情。并且，古代还有一种重要的风气叫“拟古”、“仿作”，他们的初始目的可能并非作伪，只是练习或者竞赛。但因为时代久远，传到后世往往不能分辨，这时候就需要运用文献学的知识来进行甄别。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这类情况如“苏李诗”、“古诗十九首”“二十四诗品”，至今仍在争论。
对于文献学，如根据传统来严格定义，它应该只包括目录版本校勘三部分（如王欣夫文献学讲义）。自张舜徽以来，其范畴则不断扩展，敦煌写卷、出土简帛等不断被纳入其中，版本研究也日趋专门，但始终未有纳入小学的。作为目前的学科分类来说，文献学与语言学同属中文系，而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都从属于语言学，相对独立于文献学。从这两个维度来看，两者距离无疑是相当远的。但是作为实践操作则不然。目录版本校勘文字训诂音韵六者都能在一部古书的阅读中发挥作用，都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作为清人，实际上也并未区分它们（且版本学已有分化的趋势）。直到民国以来，似乎才自王欣夫始纳入文献学范畴，而训诂文字音韵则不与其列。就此，从文献学建立伊始的角度看，文献学与小学，似乎应当是一个并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