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性角度看，维特是复杂的。这种复杂不仅表现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在30年代前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哲学1和以《哲学研究》、《论数学基础》为代表的哲学2。更引人注目的是：哲学2很难被带入常规的哲史语境，从而被概括为某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毕竟与思想史约定俗成的状况相比，哲学2所包含的文本显然缺乏“系统性”（《哲研》：“我试图写出一本完整的哲学论著，我在不同的时间将它设想成不同的样子.....但最终我失败了”、“我所能写出最好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一些哲学论述”、“读者现在所看到的，更像是一本速写集......”）。这其中有个人境遇的问题。维特开始哲学思辨的契机是纯数学。而弗雷格、罗素等人对数理形式语言的专项研究则赋予了维特最初的灵感。 创作《逻哲》时，的维特有明显的本体论倾向——“理想的形式语言”应当为本体论服务。 因而，哲学1的命运也与以往的任何一类本体论性质的“哲学体系”一样无疾而终。只不过，哲学1最终却转变为思辨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前车之鉴。四十岁时，维特颠覆了早年的研究意图。对哲学1的批判催生了《哲学研究》。而所有与这种批判相关的，更加丰富的探讨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哲学”。 按照保守派的说法，哲学2“对于（传统）哲学来说是极具破坏性的”。维特究竟“破坏”了什么？简单地说：《哲研》中，维特关注的是自然语言与哲学研究之间连带的责任关系。假设以往的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是基于某种自然语言（如：黑格尔用德语写作），它就无法规避该语言（德语）的“天然缺陷”。维特认为，大部分形而上学的难题，恰恰是元语言自有的“常识性错误”带来的。完成《哲研》后，维特又将研究重心拉回纯数学：“纯数学的研究途径——形式语言，究竟有多少成分脱胎于元语言？纯数学的公理系统，是否暗含着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漏洞百出的状况？”这些都构成了《论数》的主要内容。在传统的哲学观中，哲学2自然有其破坏性。而对于语言学、数理逻辑，它又恰恰有着前所未有的建设性与整合性。事件上，维特死后的数十年，西方学界出现了洗牌现象：欧洲大陆学派走向没落（尤以德语学术系统为甚）；英美学派则走向繁荣。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几乎消失殆尽，“哲学研究”的通过语言学、数理逻辑等相关工作得以继承。克里普克、蒯因等研究者，常自诩“后维特根斯坦阵营”的一员。实际上，现代哲学无一不涉及特定的学科领域。当然，很多人会说：这样的哲学便失去了“柏拉图式”的情怀与浪漫。但不可否认，在哲学变得更加‘科学’，科学变得更加‘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中，维特根斯坦总是神出鬼没。
我觉得我们没有pass维特根斯坦。叶峰的理由显而易见，就技术范儿和科学范儿来看，他们只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看到一点儿问题的秧苗，他会觉得如今哲学早就超出了那颗秧苗的高度，精致化了。但我基于几点理由反对：一、如今没有再出现那个可以播撒一颗新的种子的人，他们都相当于优化了维特根的某一颗种子，却没有发现新物种；二、维特根斯坦不止于技术，他的目标指向human nature，他做哲学的方式不是先准备好武器，再瞄准，打击，而是肉搏，直接扑向问题……而且他的问题之源是人生的困惑，所以他能用最特殊的经验指向最总体的问题，并且把抽象问题直观化，你一旦经验到就不会觉得他故弄玄虚；三、一本《哲学研究》中几乎可以拼出无限多的组合，他们按层级构成各类问题，既包囊在一个最根基的问题中，又能细致、分层，它本身就是艺术品，而且这个艺术品邀请你参与。维特根斯坦让你看到了一个人how to do philosophy。现在没有第二本哲学著作做成这件事。
维特根斯坦在我看来有重大的意义，他通过理清语言理清了思维。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建立任何体系，他总是发问，这也是他哲学思想的体现。维特根斯坦过时吗？一点也不会。我们永远可以通过他的思想反思自己。一边是清晰的思维，一边是虚妄的概念，中间是维氏划下的界限。事实上，维氏在很多问题上的解决方案，都胜过现在主流接受的解决方案。科学会不断进步，但是哲学会进进退退。有兴趣，可以参考论文：庄朝晖，关于经验论的所谓教条，《中国分析哲学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