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其中以北平和上海两处规模最大。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志摩活时是一个喜欢写信的人，你处若还有他的信件，可以找出来寄给我。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何以是由凌叔华来保管呢?原来徐志摩曾经追求过凌叔华，凌叔华可说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这在徐志摩1923年与1924年间写给凌叔华的信(后来经凌叔华曾发表在《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上，但收信者名字却被涂掉)中，可看出端倪。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写信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袒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
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替凌叔华设想到，但又处处进逼，让凌叔华无法回绝。凌叔华接信后当曾立即向胡适响应，因此胡适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释，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连写了两封长信给胡适的举动，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说她急着要《康桥日记》（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话说得很轻松，其实是因为那有着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愿这日记落到别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缘故。
1921年10月14日，林长民悄悄把刚读完中学的林徽音带回国了。林徽因一走，也把徐志摩的心给带走了。徐志摩知道，这是一个深爱女儿父亲的精心安排，自己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他没有资格与徽因在一起(徐志摩18岁与15岁的张幼仪由父母包办成亲)。他在思念、失望与希望中渡过了一天又一天。“我等候你。 我望着户外的昏黄， 如同望着将来， 我的心震盲了我的听。 你怎么还不来?希望 在每一分钟上允许开花。 我守候着你的步履， 你的笑语，你的脸， 你的柔软的发丝， 守候着你的一切， 希望在每一分钟上 枯死。--你在哪里?”这时，徐志摩的诗情开始在酝酿中爆发。月的光辉可以让他感动得落泪，冷冷的溪水让他深感寂寞，薄霜满地的树林让他备感忧伤，内心强烈的思念在燃烧着他炽热的心，诗行也铺满了康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