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1296—1370）是元代书坛最具代表性的书家之一，除了书法，他在绘画、诗文、音乐、戏曲等方面均有极高建树。杨维桢的铁心颖、画沙锥顾工笔为文房用具之首、书法点画魅力之源，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制笔、选笔、执笔、运笔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经验，历代书法家都非常重视毛笔的选用。元人孔齐说：“凡学书字，必用好墨、好砚、好纸、好笔。笔墨尤为要紧。笔不好则坏手法，久而习定，则书法手势俱废，不如前日矣。”古来许多善书者，都对毛笔制作十分熟悉，甚至亲自指导笔工调整工艺，提高制作水平。唐宋时期制笔中心在安徽宣州，以“诸葛笔”为代表。南宋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宣州制笔业衰败。到了元代，浙江湖州崛起为新的制笔中心，冯应科的笔，与赵孟頫的字、钱选的画并称“吴兴三绝”。据明人张复亨说：宋季太末徐信卿笔，名重缙绅间。玉溪尚书赵公以徐制法授冯应科，俾之日缚一管，不合意即拆裂，复为之，必如法乃止。松雪公乃玉溪从子，尝亲见其事，故以此法授之陆颖。冯、陆齐名，实本于此。可以说，赵孟頫的叔父（即玉溪尚书赵公）成就了冯应科，赵孟頫（即松雪公）成就了陆颖。在冯、陆两位制笔名家的带领下，湖州制笔技艺迅速提升，陆续形成了多个制笔家族，从业人数和技术水平都是全国之冠。湖笔的江湖地位在元代得以奠定。元末明初人虞堪总结元代湖笔状况时写道：“苕人艺者多艺笔，冯陆当年称第一……后来温生、杨生皆擅场，乡里而今有子孙……沈生兄弟懒归去，更有施生争后先。”提到了冯、陆、温、杨、沈、施等多个名擅一时的笔工家族。
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及神话传说为题材。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开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像力和磅礴的气概。传世书迹有《城南唱和诗卷》、《真镜庵募缘疏卷》等。
任何艺术家风格的形成都离不开他所在的社会背景。杨维桢的命运和众多汉儒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无论曾经有过多么强烈的爱国治国热情，最终还是被粉碎，带着一颗受伤的心，隐逸山水间，以诗词书画为乐，甚至做出狂怪疯癫之举。而这些则是他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他擅长传统的古朴清劲的楷书，同时又有狂放不羁、融古出新的行草书，这不得不说他的作品是他人生遭遇的真实表达。他的书法可谓前无古人,充满着创新精神,"面目骨体,性情神气,竭力反对死，提倡要有创新精神",以精神为上的创作思想对元代赵氏书风一统天板模拟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