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语和口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 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以上说的是文学作品 。至于新闻报道、 政府文告、公文、商业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还是用的文言。这一方面是传统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言文有简括的优点。这种情形，就全国范围来说，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言文才完全让位给白话文。除了打电报和有意拟古以外，没有人再写文言了上文指出，现代书面汉语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的混合体。无论从句法上或词汇上看都是如此。拿句法来说，书面语句式除了跟口语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从文言来的,后来渐渐融化在书面语里,成为书面语句式的一部分。例如“进行、加以、予以、给予”是书面语用得十分频繁的几个动词。这些动词原来的意义已经虚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双音动词前边以适应句法和节奏上的要求。这种句法构造来源于文言。“进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议处),“加以”的前身是“加”(严加管束),“予以”和“给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里，“行、加、予”前边必须跟一个单音副词配合，造成双音节构造，后边的动词也必须是双音节的。在现代书面语里，这几个动词都双音节化了，后边还是要求跟双音节的动词，语法上的制约是一脉相承的。
所谓的胡适的白话比文言更简练，完全是诡辩。“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这一段文字更委婉，更适用于正常的人际交流。而直截了当一句“干不了，谢谢。”不仅太生硬，也难以表达出原有的信息量。 “才疏学浅”，表达了为何“干不了”；“恐难胜任”，仅比“干不了”多了一个字，但却有委婉自谦的意味；而后面的“恕难从命”则体现了决绝，坚持的态度。而这些信息量靠仅仅一句“干不了，谢谢”是无法做到的。不过要是按字儿算钱的电报时代，干不了谢谢确实更省钱。当然，文言队也可以用敬谢不敏来应对，不过可能当时胡适班里的学生脑瓜不太好使。当然，不追求信息量或不在意态度的话，白话队也可以直接回复为“不干”，或“滚”，来达到压缩字数的目的。
文言和白话并没有优劣之分，不是说用字少就是好，用这种标准来衡量语言文字体系太荒唐了。文言的优势主要在于几千年来变化不大，不受各地方言影响，给文明的延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白话取代文言是时代的选择。是被西方列强武力敲开国门后对外交流的需要，要建立一种与当时的西方语言差距没那么大，能够方便地彼此互译的书面语体系，以降低学习交流的成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交流重要还是继承老祖宗的道统重要？那自然是继承老祖宗的道统比较不重要了。其后的教育改革，引入西方教育模式，白话文也更有优势，因为老师教的，学生学的，已经不是经史子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