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胡适对傅斯年极为赏识，他夸赞傅说：
“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那廉君回忆，傅每到一地，不多日便与当地的书店老板成了朋友，每次买到好书，总要对众人炫耀一番。到台湾后，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他便写道：“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傅斯年生活中几乎无娱乐可言，除了看几场卓别林的电影外，每天除了读书便是工作。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学会了下象棋，偶尔晚上闲来无事，便与司机或工友下象棋，但更多的时间便是读书。早年对医学有所涉猎，一位“中央医院”的医生和傅初次晤面后，惊讶地对人说：“傅先生的医学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写了篇文章，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事过之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我意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在西南联大，傅斯年每天只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一碗稀饭，偶尔招待来访的客人，甚至要向邻居借钱，实在接济不上了就卖书。傅斯年一生最好读书藏书，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买书上，非到万不得已，是不卖书的。而傅斯年卖书所得，却又常用来周济同仁。他穿的都是旧衣服，但干净平整。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当上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理由是当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要求能走的教授都走，发给路费，你不走可以，但不能在敌伪办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这就是伪教授。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他对那些留在敌伪统治区，媚颜事敌的教授太痛恨了。还有一个理由，他说，他这是要给胡先生当校长铺平道路，难事自己来做。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读书之法，与我等并无二异。然而，傅斯年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傅斯年能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至于他的做人之道，就更需要我们来学习了。
傅斯年生活中几乎无娱乐可言，除了看几场卓别林的电影外，每天除了读书便是工作。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学会了下象棋，偶尔晚上闲来无事，便与司机或工友下象棋，但更多的时间便是读书。早年对医学有所涉猎，一位“中央医院”的医生和傅初次晤面后，惊讶地对人说：“傅先生的医学知识，比我丰富得多。”
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写了篇文章，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事过之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我意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家世显赫，出身“开代文章第一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傅斯年固执、守节，对夷狄之防特别重视。他也最佩服气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人物，以先贤节操自励，诸葛亮、文天祥、顾炎武、王夫之，都是他敬佩的历史人物。
傅斯年自幼聪颖，过目不忘，熟读儒学经典，他在同窗中年纪最小，但比他大的同学都向他请教。他被称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虽然如此，但傅读书却极为用功，遇到不懂的字、词便记下来，随时向师长请教，有时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一出汗，弄得浑身都是墨迹。
傅斯年的人文品格毫无疑问是第一流的。既有古之君子之风，又要梁山好汉的侠义之道。
就人品而已傅先生超过留在大陆的文人总和。
孔祥熙下台和他有直接关系，书生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