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所谓的专营，其实是一种授权经济。首先看品种，茶盐酒醋矾铁，要么资源类商品，要么刚需或成瘾性商品，官方对私人经营这些红线的品种监管非常严，跟现在贩毒一样，到一定量就处死。但是对百货用品这一类很宽松，这其实很像改革开放初期了。不太能理解说宋朝横征暴敛是从什么角度说的，至少宋朝工商类的税应该是比较低的，而且很清晰贴城门外。所以对于上述的资源类商品，政府对民间进行授权经营，茶利一钱以上上缴中央，有点像现在中石油中石化的暴利税。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是允许官员经商的；你会发现，我朝在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授权经济也是非常明显，每当改革，你想什么人最容易拿到授权资源。但我朝官员并不能经商，所以吃相并没有宋朝那么难看。宋朝的盐专营叫“钞引”，就是现在钞票这个词的由来，一张凭证，指定地点拿货，指定地点销售。同时宋朝不禁止土地兼并，比我朝地方政府炒房还凶猛，所以不难理解这种经济体制环境下，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了。专营经济或者说授权经济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很容易就进入上帝视角回答的问题。就像到今天你都无法说出究竟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专营经济在某些特殊时期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比如当前中国的电信网络建设，高铁建设，包括银行业也是一样。国家主义形成的托拉斯，是可以穿越社会动荡期的。例如88年的物价闯关间接导致了次年的动荡，又间接导致了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宋也是地方政府有钱，中央冗兵冗官钱不够花，但为什么王安石变法没有改革中央财政的羸弱呢。这话就长了，变法内容就不一条条说了。王安石变法本质还是加强中央集权，但在集权过程中造就了大量腐败，这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局限性的必然结果。至于什么教科书上写的，遭到官僚资本的反对，其实只是步子迈得太大扯到了蛋，王安石本人是一个非常懂经济的人，但对于改革，从上帝视角说，比朱镕基还差点。所以，从开朝以来，中央大量开销依靠资源类商品专营制度获得财政收入是必须的，从整个经济发展角度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当年没有进行分税制改革，我想我朝今天可能就会进入当年台湾蓝营失政后的经济瓶颈期了。但只要有中央集权，只要有授权制度，必然会滋生腐败，这是哪朝哪代都得面对的问题。在王安石变法前后，北宋内忧（贫富差距）外患的情况下，更是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即便如此地方财政还是收不上来，明朝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明朝的根本问题还是人口限制，一条鞭法相比王安石改革，其实本质反而更注重农业。至于数据方面，我暂时没有找到太多，比如你说的北宋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以及和明清的对比。但从逻辑上来说，税负总额对应的是总体GDP，而不是人口；百度了一下，北宋GDP峰值是1.6亿万贯，均值也有1亿万贯，而明隆庆5年峰值也只有1500万两白银，这还是靠大跃进和搜刮凑的，不足北宋十分之一，清也直至同治年间才达到北宋的水平，但此时人口已是北宋的3倍以上了。
其实史料有些答案列举的很详细，有些甚至是我也没有接触过的，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答案会更有价值。但是很多答案是就事论事，而且脱离时代背景，甚至以当今的视角看问题。我就大致说一下我的观点，专营的首要目的不是税收，而是管控。盐务古往今来都是官府专营，贩卖私盐是要杀头的重罪，毕竟涉及到民生稳定，是头等大事，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至于酒茶，税收自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管控。在那个时期，生产力依旧是低下的，酒我不太懂，这里大致说说茶。茶是相对稀缺的重要奢侈品资源，也是一旦垄断就能产生暴利并且影响市场效率的资源。当权者可能没有现如今市场经济的思维，但一定会意识到垄断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垄断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至少由国家垄断取代私营垄断，因为国家还可以管控物价并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然而私营则以利益为第一要素。虽然我们承认专营会带来很多弊端甚至有相当多短视的特征，但它相对解决了市场错配和失灵的问题，政府失灵了还有手段补救，市场一旦失灵就没那么轻松了。
税收、垄断、政府干涉，经济学上一般都认为是不利的其实盐茶的政府专营专卖并不是宋朝发明的，早在魏晋南北朝就已经普遍存在，由于其存在明显弊端，隋唐政府试图改革，于是乎时而收税、时而不收，时而专营、时而放手盐茶政府专营，最大优点和当时实行的主要考虑是对于这类远距离跨域经营的商品便于执行、防止偷税。当时政府制定税收政策不会考虑刺激市场经济什么的，制定的基础是政府需求量和可执行性。税收的合理性都是次要考虑的，剩下的，只要没人造反就好了。所以不同时代的税收不能对比，其并不能反映社会经济的强弱关系，或者经济结构更何况不同时代货币价值也不一样说中国古代唐宋强、明清弱那是跟西方同时代对比。直接对比两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肯定是明清远强于唐宋了，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
